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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当然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波兰向西扩展边界的政治含意。在丘吉尔看来是危险的，在斯大林看来正是俄国安全的一种保证。这么直接的和严重的冲突不可能立时得到解决。在杜鲁门的建议下，各方同意应以德国1937年的边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同意这个办法并没有立即缓和已经被激起的愤怒情绪。丘吉尔抨击俄国将德国领土割让给波兰的单方面行动，这激起了斯大林的反击。他要求迅速结束波兰流亡政府。他特别要求把波兰的陆军和海军遣送回国，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强迫遣返。丘吉尔说，他永远不会强迫波兰人违反自己的意愿回国。在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以后，整个波兰问题被交给外长们处理。
会议然后简短地回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德国问题。大家同意应该在四个占领区的每一个区里建立同一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达成协议后，三位政府首脑把起草对盟国占领军政治工作的详细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外长们。会议于是休会。
实际上，起草对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军政治指示的工作，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艰难。欧洲谘询委员会早已在这项工作上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并且差不多在一切要点上全取得了一致意见。外长们只须在他们下属的作品上签字就成了。因此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即7月19日，带着一个文本去汇报。这个文本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只经过马马虎虎的讨论就通过了。
这种进展之所以顺利的秘密是：关于在德国的政治政策的规定，大多是消极的。占领国政府的目的阐明如下：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以作军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自行加诸本身的责任。……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标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作好准备。
的确，关于德国的宣言肯定了所有占领区实行一致的行政管理的原则，也规定了恢复地方自治。同样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工会和民主政党的成立都得到承认。然而这些都得服从于“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但是这一类规定并不侵犯占领军的最高权力，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积极政策。象“民主”这样的字眼，可以有各种解释，“军事安全”的含义也可以引伸到包括占领区司令的任何独断的行动。
但波茨坦会议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文件，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是盟国发觉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问题。从7月19日直到会议将近结束时为止，会议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确，第三次全体会议变成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激烈斗争。丘吉尔在会议开始时采取攻势，指控保加利亚对希腊马其顿的敌对的计划。斯大林反驳说，这不是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应该在私下讨论。
在议程上的三个项目中，只有第一项，对德国的政治指示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关于波兰的问题再一次被搁到一旁，由外长们研究后提出报告。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在第三个项目上——德国船舶的处置问题——又爆发了一场争吵。丘吉尔希望在分配战利品时应考虑到程度不同的损失，斯大林希望不折不扣地获得三分之一的战舰和商船，但是愿意等到对日战争结束后再取得商船。美国人准备在这一点上支持苏联，但是这一问题也被交给了那些已经工作繁重的外长们。
斯大林接下去就转到了西班牙问题上。他希望盟国撤销对佛朗哥的外交承认，但丘吉尔和杜鲁门都表示反对。接着，丘吉尔就铁托不容许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治团体之间真诚地合作这件事责备斯大林。丘吉尔声称，这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虽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商妥的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原则。斯大林否认曾违反雅尔塔协定，并说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讨论南斯拉夫的情况。杜鲁门出面干涉说，他不想开庭为整个欧洲伸冤理枉：会议应该讨论三大国可以同意的一些问题。关于南斯拉夫的争论这才停止。丘吉尔立即又进行攻击，埋怨俄国没收了英美在罗马尼亚的石油资产。斯大林回答说，这件事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他同意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这样散会，总共只开了五十分钟。这不是一次令人鼓舞的会晤。
第四次全体会议于7月20日开始时，先考虑了意大利的地位。斯大林指出，虽然他已经给予意大利和法国以外交承认，西方国家却投有相应地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府。这个问题也交给外长们去进行例行的审查和报告。
接下去，丘吉尔重新发动他的口头进攻，他指责俄国人阻碍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官员进入维也纳，并且耽搁了西方国家对分配给它们的奥地利占领区的占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能够抓住丘吉尔的破绽了，因为，正如他以又气恼又惊讶的口气指出的那样，部队在一两天内开始作适当的调动，还刚刚商定哩。
斗争随即转移到处置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斯大林说，他要求托管意大利在非洲的一处殖民地。这一次轮到丘吉尔摆出一副又气恼又惊讶的神气了。“我没有考虑到苏联竟会想在非洲海岸获得一大块土地”，他说，并主张这个问题应等到开和会时再讨论。杜鲁门做和事佬，再一次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研究。
第二天，7月21日，注意力转到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各方面同意，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资产应转交给新的波兰临时政府。但是丘吉尔曾拒绝同意强迫遣返波兰部队。当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争论只是重走老路。对美国关于由大国派遣联合代表团监督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选举的提案，也作了简短的讨论。但斯大林巧妙地把辩论岔到关于承认的问题上去。杜鲁门说，美国不想承认在俄国控制下的地区的现有政府，直到那些地区举行了自由选举以后。丘吉尔支持总统，这样显然使斯大林恼怒起来了，他粗暴地宣称这样的态度不可能达成协议。
7月22日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波兰边界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辩论。当斯大林提出对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对朝鲜的托管也应有苏联一份时，俄国对托管领土的野心多大就完全清楚了。丘吉尔于是提出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要求的问题，以及他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人在雅尔塔非正式商定的修改蒙特勒公约的问题。第二天继续辩论土耳其海峡的问题。杜鲁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于是提出了在欧洲的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水道：土耳其海峡、莱因河、多瑙河和基尔运河上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通航制度的总方案。斯大林不感兴趣，并且声明俄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在土耳其海峡享有特殊权利。英国人也不十分热情，因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至此，全体会议还没有明确地讨论会议面临的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德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德国的赔偿问题。英美两国渴望任何赔偿协定都不该把德国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补助西方占领区内的德国人。它们也渴望不要把德国经济损害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革命、社会骚动和大规模的饥荒。另一方面，俄国人却顽固地坚持要得到他们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争辩说，罗斯福在雅尔塔曾同意由德国赔偿两百亿美元，如果给他们的赔款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就不接受。但是美国人接受了英国人在雅尔塔所提出的见解，因此两个西方国家拒绝同意任何固定的总额。他们主张根据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的百分比分配赔款。所谓剩余设备就是在没有国外支援的条件下对于保持一种不高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德国生活水平所不需要的那种设备。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以前，关于德国经济管理原则的协议暂时搁置起来。
由于根据雅尔塔决议所设立的赔偿委员会主要负责在赔偿问题上达成协议，赔偿问题在波茨坦会议将近结束时才在会议上正式提了出来。但是赔偿委员会的成员早已到了波茨坦。由于赔偿问题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赔偿委员会的争执很容易左右整个会议的情绪。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诸如从波斯撤军，俄国对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对战犯的起诉，从东欧各国驱逐德国人，希腊的“君主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铁托在伊斯的利亚和奥地利南部的扩张主义目的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安排在会议议程上但还未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的问题。
鉴于7月19日以后的讨论完全没有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会议似乎面临绝境。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外长们的这种标准手法，毫无成就。因为上级之间的矛盾，外长也一筹莫展，只能转弯抹角地讲，翻来复去地讲，一直讲到彼此都感觉厌倦。实际上有两个真正主要的问题：对德国的经济政策和俄国在巴尔干各国的政策。每一问题都有一个有关连的附属的问题：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同德国经济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而斯大林则坚决地把英美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同他自己在巴尔干北部国家的行为的任何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设法使各方对这些主要问题看法上的冲突取得妥协，会议才有一点希望能取得即使是表面上的成功。一旦对关键性争端作出决议后，就可以指望次要的问题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了。
7月24日和25日又开了两次全体会议，没有能打开僵局。这时，为了让英国代表回国去听取选举的结果并据以采取行动，有必要暂时停止会议的正式会议。正式会议直到7月28日晚上才恢复，但休会的时间并没有浪费。贝尔纳斯尤其忙着为棘手的问题寻找办法，以便排除困难，并推迟作出决议。杜鲁门急于想结束会议。确实，最后阶段的会议是在美国人不顾会议能否达成协议，随时准备离去的威胁下举行的。贝尔纳斯是一个在美国政客之间调和分歧的老手。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捍卫任何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达成协议。这样他就非常容易放弃美国原计划中雄心比较大的部分：自由通航的水道、监督下的选举、出版自由的保证，等等。但是，他固执地坚持一项原则，就是不应作出任何需要美国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援助的经济安排。会议最后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口头协议，使会议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这大半是靠贝尔纳斯的那种象马贩子那样的坚持。
但是会议进展得很慢。7月28日，在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贝文回到波茨坦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几乎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