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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尽自己所能，一直陪伴着她，抓着她的手默默无言。孩子们都在身边。
12月7日，爱娃离开了人间。
24 老树新花（二）
大海
鲍林坐在大苏尔家中的平台上，举目远望长满了海草的大海，然后起身外出，来到了海天相接成纯蓝色一片的旷野。这是坐下来静静思考的合适之地。鲍林在此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
思考，纯粹的思考，成了维系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脑汁绞尽，思考的问题愈是困难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过块状次级结构的设想，也即球子理论的结构化思想，为物质的核心构筑一幅合理的图景。他在1982年发表了三篇关于原子核理论的论文。
爱娃的许多遗物仍然放置在室内。墙上和书架上有许多民间艺术的作品，还有那架巨大的钢琴，现在在上面堆放着一叠叠报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讲话，一面与她进行虚幻的交谈，一面用调羹装满维生素C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还去寻找她的身影，幻想着在门廊中与她见面，她会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关照他别忘了回来吃饭。他想放声大哭，朝大海一边凝望，随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工作。
爱娃过世，他一时不知怎么是好。孩子们领着他举行了悼念活动。接下来，他们焦虑地守护着他，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他雇佣了一个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洗衣煮饭。然而鲍林解雇了她，同时却雇佣了一个园丁，替他照顾爱娃生前种下的那些花木。后来，鲍林又将园丁打发走了。
孩子们明白了其中的含意，决定让鲍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自己做饭，一下子煮上一大锅通心面条，连吃三天，然后再换另一种食品吃一段时间。在1982年春天，他曾试图尽量像往常一样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发表演说，审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内心并非这样。爱娃之死似乎将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个一半好奇地注视着第二个一半的行动。乘飞机开会的途中，他会莫名其妙地呜咽啜泣。在家里也是一样，预先没有什么先兆，经常不由自主地长吁短叹。有人问起爱娃，他就会失声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一些事情，鲍林也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真正懂得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现。有些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应，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了解他埋藏在心里的悲痛。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逐渐从忧伤中摆脱出来。时间到了6月，他感到身体已经很好，可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去参加第六十届同班同学的团聚会。这次聚会成了他医治心灵伤痛的一次机会。在团聚会前几天，他几乎未加思考就驱车登上了行程。车开得很快，一直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代顿才停下来。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铺路工人一起劳动，那时他和爱娃刚刚结婚，两人在此租了一个房间，度过了一个月时间。他寻找着两个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场所。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爱娃在一次智力测验中分数超过了他，使他大为吃惊。这是他碰到过的最为聪明的姑娘。
现在，生活又重新开始。从这个地方出发，他又驱车前往康顿和罗纳洛克，在那里瞻仰了莱纳斯·威尔逊·达令的墓地。然后来到俄勒冈的海滨，这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里，他对一切都已淡忘。最后，他抵达科瓦利斯，在那里住了几天，在团聚会上见到了以前的同班同学，在校园内散步聊天。他来到理科大楼的教室，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碰见爱娃；教室里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景象。他走到教室前面的讲台旁边，站在那里巡视着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他似乎见到了一个班级的年轻姑娘，全是20年代的服装打扮。他大声说道：“米勒小组，请你说一说氢氧化铵有什么性质。”
他去了塞勒姆，寻找当年他和爱娃结婚的地方。随后又到波特兰，在那里，他曾经参加了达令日记转交给俄勒冈历史学会的仪式。他驱车南下，一路上，观看了他为了打工挣钱上大学而帮助修路的一个个地方。最后，回到家里，前后的驱车行程一共2400英里。他可以让爱娃·海伦安息长眠了。
他回来以后，作了一些改变。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一套公寓，离开研究所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对儿子克莱林说，他可能会住在帕多拉谷地的寓所里。他在装饰房间时，挂上了爱娃和他本人的照片，将奖状用镜框装上，并且搬进了以前出外旅行带的几件家具。房间不大，但很舒适。他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另一半时间则住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
他又再次参与研究所的工作，并在其中作了某些变革。1983年初，鲁滨逊的诉讼案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申诉的事情很多，从终身职位的剥夺，到精神崩溃、诬陷和诽谤——正如鲁滨逊所说，“除了厨房水槽之外，无所不有。”双方花去的法律费用都达到了100万美元左右。最后，开庭的日期就要到了。
然而，这一诉讼案最终并没有搬到法庭审理。2月，研究所理事会感到负担不起有关的费用和名誉上的负面影响，决定庭外解决。鲁滨逊在向律师咨询以后，接受50万美元到60万美元之间的一个数字作为赔款——据他后来说，这个数目正够他还清拖欠的法律债务，还可以买上一辆新车——自此以后，他就走开了。他后来曾试图在俄勒冈的洞汇城外的一个牧场开办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但没有成功；他在那里坚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辅导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弹设施展开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文章。
鲍林的生活有了新的节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时左右。在牧场，则首先要在炉子里生火，吃些早点，然后就整天泡在书本里做理论研究。下午4时左右，他会停止工作，休息一两个小时，看一会电视，多半是《人民法庭》之类的新闻谈话节目，他非常喜欢。他自己动手准备晚餐，经常是牛尾汤或一些意大利面食，然后在7时左右上床，一直读书直到睡着为止。他不再喜欢科幻小说——他感到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情节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欢那些谈论外星人性别的新热点——不过，偶而也会读一部路易·拉姆尔写的西部小说或者读一篇侦探故事。他也喜欢浏览一下彼得有时候寄来的英国幽默杂志。他喝伏特加的数量比从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外表；浑身上下的服装往往不很协调，头上永远是那顶黑色贝雷帽，上身是陈旧的运动衫或有多处磨损的毛衣，下身裤子有不少污渍。除了偶尔散散步或在牧场游泳池里裸游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体育运动。不过，他还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这应归功于他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游，经常不断地谈论世界和平和国际大事、赞成冻结核试验的运动，大声谴责里根“丧失理智的军国主义”和愚蠢的星球大战计划。他出访苏联，在那里，尽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会见萨哈洛夫；后来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满载着来自挪威和瑞典的药品和食物，抵达后与奥德加总统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首都马那瓜。
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喜欢孤家独处，然而他至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爱娃之死打乱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怀念着她。但是，他终于振作起精神，又继续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没有回复到1978年时的兴旺状态。鲁滨逊的诉讼案吸干了研究所的资金储备，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为一些项目提供稳定的资助。希克斯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还有帮助鲍林招待80周岁生日晚会客人的丹尼·凯耶。研究所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黑领结宴会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钱人，授予这个人一枚“莱纳斯·鲍林人道主义勋章”。有些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鲍林研究所颁发的一枚勋章后，就捐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但是，研究所始终未得到足够的资金可以搬出这家仓库。
在超级市场的通俗小报上，在电视节目中，鲍林仍不遗余力地宣扬维生素C的作用，这无助于营造一种纯洁科学的氛围。鲍林应邀在《多诺胡》中拍摄广告，使人感到尤其尴尬。在这一广告中，他和另一名充当客人的老寿星杰克·拉·拉尼一起手执一系列营养品，向观众招徕和叫卖。
对此，鲍林似乎不以为然。直接与公众打交道，他已经习以为常，虽然他的许多科学界同行认为这有失体统。他的研究所已经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要是他能够得到科学部门的足够资助，他还不至于通过无线电波来推广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标志着他的学术形象的一个低潮。邮政法官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听证会，控告一个从事邮购业务的维生素商人进行虚假和误导宣传，他的名字叫奥斯卡·法尔可尼。鲍林也被通知到场。法尔可尼经营着一家所谓的“营养品批发俱乐部”。他登出广告声称，维生素C能够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于戒烟和戒酒，并能清洗肠胃系统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没有鲍林出席，这次听证会本来不会引起多大影响，但是，旧金山的几家报纸报道了鲍林的证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又在新闻栏里转载，因此，鲍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根据《自然》杂志所作的报道，鲍林“甚至愿意为法尔可尼的最为极端的说法辩护，”并特别关心维生素C在预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记者还记下了斯通的证词。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酿造化工师”，斯通作证声称，“所有临床疾病都有一个维生素C缺乏的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对鲍林的断言并不相信，但是，考虑到他在以前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都决定采用莫衷一是的态度。鲍林的学术生涯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奖励和荣誉，现在，1984年，美国化学学会又给他锦上添花，授予他最为权威的荣誉——普里斯特利勋章。在颁奖的前一天，《今日美国》注意到，“多年来，莱纳斯·鲍林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今夜对他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作了最后的定论。”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标志着鲍林恢复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应当表示欢迎。但是，在鲍林看来，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让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维生素C可以大大消解人类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时，莫特尔发表了他进行的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一直到1985年1月，记者打电话给鲍林时，他才听到了有关的情况。记者告诉鲍林说，他们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试验再次表明维生素C对癌症病人没有疗效。
鲍林这次甚至没有享受到给予一份预印稿的礼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读了这份试验报告后，他愤怒极了。不错，莫特尔接受了鲍林早先提出的意见，受试病人的确在以前没有接受过抗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