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纲领，该中心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推出了若干出版物，并且召开过几次正式的会议。
换句话说，口头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鲍林之所以对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兴趣，原因就在于这一机构是由哈钦斯①领导的。哈钦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一位受到鲍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鲍林曾希望利用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终将各方面力量集结在一起，实现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的体系，借助于这一体系，就像科学家回答自然界问题那样，回答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个个问题。他本人就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战略步骤是：（1）分析世界性问题；（2）确定一些基本的问题或了解遵循的原则；（3）讨论这些原则并决定其取舍（决定采用的原则就将构成一种道德的体系）；（4）运用这一体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这类定理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应当采用的结论。”
①哈钦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1929—l951），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员主席（1943—1977），批评美国教育过分专业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传统，捍卫艺术自由，反对教师作忠诚宣誓。
这是一种宏大、乐观然而又过于天真的设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远无望实现的。他们抵达圣巴巴拉后不久，爱娃就担心丈夫将会发现这个中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哈钦斯是一位聪明机智的人，”她写道，“但我认为他考虑问题还相当浮浅，他给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聪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
几个月以后，鲍林开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论道本身没有错，但应当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轮又一轮的高谈阔论，除了研讨，还是研讨。“我对研究中心的不满意见是，”他说，“唯有连篇累犊的空谈，不见可以采纳的结论。”
鲍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外，还打算继续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无用于实验的设施，又无资助科研的先例。鲍林在申请研究资助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举例来说，1964年，自然科学基金会迟迟不批鲍林要求资助的申请，理由就是他没有实验室；他属于研究中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根本挂不上钩。自然科学基金会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他回答说，鲍林人非常聪明，“但建议给予科研的资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鲍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分校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弗雷德·沃尔，刚被任命为该校化学系主任。沃尔认为，能招幕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尔很快就提议让鲍林在系里担任一个辅助性的职务，并且拟写了一份自认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书，逐级上报校方审批。
沃尔万万没有料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竟然否定了这一提议。沃尔在鲍林面前不无尴尬地说，看来，考虑到鲍林的政治活动，要让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谋事，可能会引来很大争议。鲍林马上写信和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请他决断。沃尔记得，凯尔的几位校董——也许，他们对鲍林当年在忠诚宣誓的争议中在总校的作为仍然记忆犹新——声称，除非他们横尸地面，他们才会让鲍林在加州大学某一分校任教。这位总校校长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
鲍林对沃尔说，从此之后，他绝对不会再踏进加州大学的校园。
圣巴巴拉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
不过，鲍林虽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爱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访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此时，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鲍林拼命地工作，他们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能不能当选感到悲观。“在此一切都好，”爱娃写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来愈猖狂……这个研究中心也许应当更名为‘美国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总统竞选期间，总算显现出唯一的闪光点。这倒不是因为约翰逊赢了——“有人说，约翰逊当了总统，但赢得选举的是戈德华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爱娃写道——而是因为鲍林得到了两千五百张要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票。
接下来是不很愉快的两年。鲍林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出外访问和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他们两人关注的焦点已从禁试问题转向越南战争。鲍林谴责这场战争不但违反宪法——他的论点是，约翰逊未经国会宣布就进行了战争——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和平”的活动，鲍林在会上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政策。会后，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书，支持立即停火并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十名在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八名在呼吁书上签了字。鲍林将这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呼吁书寄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还试图充当调停人，将胡志明的回信转交给约翰逊。但是，白宫并没有理会他所作的努力。
鲍林现在仅有的科学工具就只有笔、纸和计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转向纯物理学，研究有关原子核结构的一种新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用原子建筑师的观点开展研究工作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紧包装球子论”，用他描述晶体结构时所用的方式刻画了原子核结构。考虑到有关的尺寸和电荷分布的情况，他将原子核看作为逻辑上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一团微粒。他还试图将20年代关于晶体学总结出来的一套鲍林规则沿用于核物理。虽然这对现有理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简化，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当这一结果在1965年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时，仅得到一些物理学家非常勉强的认可。
1966年2月，鲍林庆祝了66岁生日。此时，他的心情越来越烦躁，精力也越来越分散。他既没有研究的助手，又没有具体的课题，政治上也没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斗争。
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他却发起了几场斗争，法庭又准备受理他提出的几起诉讼。有几个案子在前几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说，在他协助上诉的第二个案子中，被告是国防部，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终审定原告根本无资格提出这一场诉讼。
此外，几宗要求赔偿的案子仍然费去了鲍林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其中有两个案子是鲍林向贝林汉姆创办的报纸和赫斯特报业集团分别提出控告的，最后的结果是庭外解决，鲍林只得到要求赔款的一小部分——3。5万美元，而原先要求数为100万美元。另外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党人报》，另一家是纽约的《每日新闻》，打算与鲍林在法庭上相见。经过多年的准备，两个案子终于开庭审理了。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唇枪和舌战，最后却以有利于报纸的判决告终。
鲍林对两案的判决不服，准备上诉，因此，又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律师交谈，提供证词，搜罗证人等。这对鲍林、爱娃和许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乘飞机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证明，根据他们的观察，鲍林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决不是共产党员。《每日新闻》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结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复议不利于鲍林的判决；《环球民主党人报》一案历经波折，拖到1966年才开庭复审，但最后结果无疑仍然偏袒报纸一方。
不过，鲍林提起的诉讼——或者扬言要诉讼——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时候，他发出威胁，声言要控告报刊业主，报纸往往会发表更正启事或者收回言论和声明。鲍林虽然在法庭上输了，但报刊的老板和编辑总算尝到了鲍林的滋味，要是他们胆敢使用错误的语言来伤害他，他这个人就会不惜工本在法律上与他们周旋。正是由于鲍林这种好斗的性格，一些重要传媒在描绘他的政治活动时，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了。
鲍林仍然不断地与人打官司。1963年，他雇用了里诺市的一名律师，控告《内华达卫报》这家反共小报。该报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弹布登兹的老调，诬陷鲍林是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1966年，经过几年时间开庭以前的准备，鲍林和迄今他感到最为机灵也最难对付的对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22 飘泊岁月（二）
巴克利，沙利文，“同伙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爱挑衅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他们的改革起家的。他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舆论的刊物《国民评论》，表明保守主义也有令人快乐的地方：机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尽管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钱订阅的基本读者也只有10万左右），但巴克利的影响却比这要大得多：他在公众面前挥洒自如，不时地流露出在耶鲁大学的熏陶下那种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辩论中可以无情地将对手剖析得体无完肤。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从1957年起，鲍林成了《国民评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鲍林为了征集到许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到处奔走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