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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
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
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
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
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是不合作主义者。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小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并非胸无点墨，有人很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上或者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等方面的行为。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于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常为人所不齿，但他们象猎狗一样敏锐的嗅觉，又常常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
官场上有一个道理：拍马屁得找喜欢被拍的人。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术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到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得其丑陋不堪了。
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损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小人来说，要想独占熬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人。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佞小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的三个阶段。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上有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获得爵位个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活下来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三是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看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
人们常以官场比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性和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直接把官场当作市场拉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
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就是官场。他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吕不韦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这两种人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而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薄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
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错阳差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了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被赶下去了。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