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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是一个鼓励学生去创造的地方，每个星期的周末舞会，尝试过不同的学校，总是觉得只有复旦的才真的让我有享受跳舞的那种感觉，纯粹而投入。
大家沙龙、蓝心咖啡屋，复旦的学生自己经营的地方。直到现在我的家里面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在大家沙龙前面的合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打扮新奇的女孩，用老同学的话说，非常有三毛的风格。因为在复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这些天从家里面到公司上班，总是要经过中环的天星码头，因为圣诞的关系，通往码头的隧道挂满了圣诞装饰，还有那些写满心意的卡片。突然想起在复旦的日子，那个圣诞，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在大家沙龙门口用木片围出了一个小园子，然后用石灰水刷白了那些木栏杆，还有停在沙龙门口已经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人认领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白色的圣诞。那个晚上，我们自己煮了甜甜的水果羹跟所有来这里的人分享；那个晚上，我和同是复旦学生的男朋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大学的时候，不管现在想来，做的事情有多么幼稚和疯狂，但总是非常真诚。
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复旦我遇到的都是那些优秀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他们身上那些珍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复旦有很多的才子才女，每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能够经过食堂前面的布告栏，仔细搜索，除了各种通告之外，还有就是那些让我经常看得哈哈大笑的大小字报——复旦才子才女们的杰作。在我的班上还有几位复旦诗社的活跃分子，据说写诗更是哲学系的专利，而且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昔日的复旦学生诗人在面对着繁复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还在坚持着他们那个诗的世界，当然方式已经有所改变，充分和社会经济配合，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用互联网来交换和争论自己的作品。我想只有复旦的学生，才能够把现实和理想如此不费力地进行平衡。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复旦，这次作为一名复旦的毕业生，我坐在了相辉堂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些比我要小一个年代的学弟学妹，我想说的是，他们比我更加幸运，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物质上的贫乏已经大大地减少，他们学习的环境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信息的发达，比我们知道得要多。
这是我从复旦毕业之后，十一年来第二次回到我的复旦。每次到上海，总是行色匆匆，被繁忙的工作包围。即使这次，当我从相辉堂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夜色里面的复旦。我看到理科图书馆里面灯火通明，我也看到第一教学楼里面埋头自习的复旦学子们。我想起我的那些同学，十多年之后，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使在刚刚离开校园的那些年，曾经有过很多挫折，但是现在，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好，甚至让我不得不惊叹他们取得的成就。我总觉得，这是因为在复旦的日子里，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当然不单单是从书本上学会的，更多的是从复旦这个氛围里面，从复旦的文化、复旦特有的历史、复旦人的身上学会的。
走出复旦校园，虽然在香港也读了两所不同的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已经工作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学校总是没有大学时代的那种归属感。很多时候，匆匆忙忙从上班的地方赶到校园，傍晚时分偶尔会飘来玉兰花的香味，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复旦的那些日子，想起穿着长裙，有着长长的黑发，从男生宿舍窗前飘过的、年轻的、真诚的自己。
七年｜之后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香港的晚秋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特别是在阳光不错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圆形广场，五百多名大学生坐在那里，为的是一个哲学话题，关于“动物伦理”。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话题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办者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老师，他面对这样的场面，激动得快要流泪了，因为从他主持时有点颤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出来。确实，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这样多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能够坐在那里，听一个不算入世的话题。他说，他之前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中文大学的这个新亚学院的广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场面，他甚至担心，如果人太少的话，他是不是挑选错了地方，会让讲者觉得失落。
主讲者也没有想到，来自台湾的钱永祥教授，还有香港的梁文道，开场白都先对同学们的热情表示感谢，因为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这种话题，在大学校园里面，听众一向非常小众。
提问的环节，站起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学生，这倒不令人奇怪，因为参加过太多次在香港大学校园里面的讲座，从来都是内地学生占了大多数。来自内地的这些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心，而对于香港或者台湾的学生来说，从小就有太多充分的选择，当然，一个不太正面的结果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干脆对一些了解起来会吃力一点的东西视而不见了。
内地的大学生，对于各种讲座的踊跃，在我自己最近一系列的大学演讲里面感受到了。有的当然是因为团委学生会的组织，场面宏大。我不太确定，学生是不是真的想坐在那里，但是大部分学生自发而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站在最后，从头到尾没有离场，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更希望自己能够把足够多的东西，和这些年轻人分享。
看着他们，我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复旦3108教室，正是因为选择太少，于是每一次机会，都不愿意错过，从来不在乎讲者是不是有名，或者话题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兴趣，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期待着听到那些对自己来说，是那样新鲜，或者觉得过于深奥，甚至听得一头雾水的演讲。
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听者，很少有互动的场景，更不要说针锋相对的碰撞，而现在，当自己出现在大学讲座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讲者，而我不是一个擅长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人。我一直期待，所谓的讲座，更多的应该是台上台下的互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到现在的大学生到底关心怎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自己拟定的主题，往往不是对方有兴趣的。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问这样问题的，大多数是新闻系的学生，或者是未来有些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在五六年前，我会很有耐心地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在我看来，不可能通过一个回答，就可以告诉这些年轻人，可以怎样做。
我还记得在杭州，一个学传媒的学生站起来说，她是学新闻的，她对于我正在分享的利比亚见闻没有兴趣，她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愤怒的青年，她听一个我的同行说过，愤怒是年轻人的专利，因此她想知道，这样的愤怒，是不是可以支撑她，让她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也感觉到她自我感觉的那种正义，但是我很担心，我告诉她，如果一个想要做记者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国际和国内的事情表示不感兴趣，我不知道那一个要做记者的人，更应该关心哪些事情。至于愤怒，不管是生理上的概念，还是心理上的描述，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需要愤怒，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记者，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被愤怒遮挡了眼睛，看不到细节，或者是有选择性的报道事实，因为已经有了既定立场。
我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不屑一顾，因为很多时候，充满激情的讲述，更让这些年轻人觉得容易接受。也正因为这样，我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年轻读者，让我在他们的书上面写上一句话，作为人生的一种指导方向。
2003年，我会分享一些自己觉得蛮有感悟的话，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人生会怎样，不是依靠一句话来支撑自己，而是依靠自己形成清晰的价值观，依靠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
看着不少年轻人有点失望甚至是不高兴地离去，我觉得很抱歉，我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从小就背诵名人格言，似乎人生就会因此变得容易成功一些，似乎遵循这些，就可以找到一条畅通的道路，甚至是捷径。
但是，生活真的不是这样的，成功不可以复制，从别人那里，只能够分享到别人的思想，但如果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融会贯通，那么依然只是别人的思想而已。
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演讲，主办的同学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一名同学可以走上讲台，作为被采访者回答我的提问。当一个女孩子举手被点名上台之后，台下一个男生很愤怒地大叫：“肯定是内定的。”
我坐在讲台上，等待着接下来会怎样。结果，那个女孩毫不犹豫地拿起主持人手里面的话筒，对台下的那个男生说：“我愿意把机会让给你，但是我要声明，我不是内定的。”
台下一片掌声。男孩子晃晃悠悠地走上了讲台。他从主持人那里拿过话筒，开始批评这次演讲的安排。
为何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
为何在会场里面，要预留一些座位，给主办的同学坐？
于是，很快出现了主办的同学上台，要抢这位男生话筒的场面。我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这样，既然上台，那就要遵守大会的规则，规则是：他要接受我的提问。
男孩子点头。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讲座，他知道我这个演讲人吗？他一脸迷茫。
男孩子下台，走了。结束的时候，主办的同学不断地道歉，我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才是大学的讲座，大学生就是应该这样，特别是台下坐着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不过，有一点，他们不应该去夺那个男孩子的话筒。
事实上，这次讲座之后，我和很多朋友聊起，我说我好喜欢这些思想活跃，当然也带着很多迷茫的大学新生，他们提的问题，没有大学讲座里面通常的那些成功学的东西，很纯粹。我在他们身上，终于找到了2003年去清华演讲时，那些学生身上的感觉。
第二天，接到主办同学的电话。这些同学一直很努力，也因为他们的坚持，我答应了去学校参加他们自己主办的这个论坛。同学打电话来道歉，他说，觉得我被冒犯了，他们已经批评了那位同学。
我再次告诉他，真的不需要这样想，是不是觉得被冒犯，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而事实上，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很真诚。
因为这个电话，找到不少这次论坛的后续，都是关于这次闹场的。组织的同学在那里解释占座以及迟到的原因，原来是为辅导员准备的，结果说好了来三十个辅导员，却只来了一个，而迟到，是因为我被电台记者拖出去采访了。至于上台的同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