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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国知道我和林慕的全过程，知道色彩恐惧症和那张古怪的图腾画。他知道该如何顺着这些蛛丝马迹找到真相。而我想要了解这一切，唯一的做法就是入伙，就像他用其他办法笼络同伙那样。
每个人都有弱点，刘定伟的煎熬、王小山的姐弟情深，胡吗个十几年的冤屈，诸如此类，都是周炳国手上谈判的砝码。他用这些弱点，换取了那些人的服从甚至献身，以此来实现他的理想。以我做警察多年的经验，知道当一个人失去了某些东西，所遭受的打击完全是有可能被周炳国加以利用的。
我自己不就是个例子？我不想说一些高屋建瓴的屁话。可问题是但凡稍有点儿是非观念的人，都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知道和司法系统对抗的后果，知道即使再催人泪下，抑或振奋人心的动机，一旦涉及犯罪，最终都会遭到应得的惩罚。
这不是伟不伟大的问题，而是基本的对错问题。更何况周炳国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同时，肆意牺牲无辜者的性命，和那些草菅人命的魔鬼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林慕离开了，可她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我需要为她的死找个来历。如果我坚持着拒绝周炳国的邀请，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是否林慕从此之后就杳无音信了，我也不知道。
我不能冒这个险。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周炳国绕到我面前，手上拿着一卷泛黄的案宗，莫非又是一起未决的悬案？
他对我说：“有关林慕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依旧假装镇定，可内心却无法抑制地沸腾起来。
在周炳国身份的掩护下，我和王小山躲在他的车里，顺利出了J市。就关卡处武警布守的程度来看，我多半已经进入通缉阶段了。比常规时严格得多的关卡检查证明了这一点。显然我们带着王小山走的决策是正确的。
福利院的袁建国见过我，知道我去找过他，顺藤摸瓜警方很快就能摸着王小山的真实身份。
出关卡还算顺利，有惊无险，即使我和周炳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看得出来，第一线的武警并没有获悉这其中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躲在后备厢里，成功潜出了J市。
车子没有回我们来的城市，而是一路北向。周炳国没有解释，我也没问，反正问了估计他也不会告诉我。
两小时之后，我们出了省，这让我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按照流程，这个时间差还是来得及的。从省通缉，到跨省多少还需要点儿时间，我们暂且算是脱离危险了。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县城的休息站停了下来。小县城真的很小，高速休息站之外紧靠的街道，目力可及的范围，就是它的规模。周炳国去买了几盒方便面和一些面包，我们在车里吃完之后，我独自下车去了趟卫生间。卫生间那头也有一门，门外就有一个手机店。我一边抽烟，一边琢磨办法。
突然我想到了些什么，摸摸口袋里剩余的钱，看着周炳国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然后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手机，外加一张卡，打了个电话后，我又不动声色地回到车里。
车继续北上，车窗外越来越荒凉。天空中弥漫着重工业城市污染后的颜色和气味，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出口，中途再也没有停过。
在一个个熟悉的城市名字之后，我感到越来越陌生。目的地又是个我闻所未闻的小县城。周炳国的车出了高速，沿着一条笔直的马路一路向西，转过几个弯，在经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后，总算进到了一个有两栋五层楼高的楼房小区。
每栋楼三个单元，一梯两户。周炳国把车停在了其中一栋楼的前面，周炳国四处看了看，确定没有动静之后，我们下了车。
我吃不准他带我们来这儿的缘故，我也不知道这和林慕有什么关系。他抽完烟，指了指车里的案宗，给我们讲了一个旧案子：
“犯罪嫌疑人杨东是个街头艺人，在街头表演一个令人窒息的恐怖魔术，他有一个自制的铡刀道具。将人头放在铡刀之下的表演者，在铡刀落下之后能够安然无恙。杨东最后一次表演是在菜市口，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个女孩，来表演这个节目。然而意外的是，铡刀落下之后，道具出了问题，女孩头颅应声落地，围观人群顿时骚乱起来。杨东自己也大为吃惊，惊魂未定的他将女孩尸体和头颅装进蛇皮袋一路逃窜。闻讯而来的警察将杨东追赶到这栋居民楼中间的那个单元。杨东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并且口口声声央求警察放自己一马，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就有办法让女孩复活。
“警察自然不会相信杨东的一派胡言，强攻之下，杨东被击毙在居民楼里，也因此留下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秘密。杨东死后，警察对居民楼以及附近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搜查，却没有发现女孩的尸体。从杨东进入居民楼到击毙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警察通过勘察，没有发现楼里的墙壁有缝隙，或者有水泥新砌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藏匿尸体的手段，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让尸体销声匿迹。那具尸体至今仍然留在这栋居民楼的某处……”
周炳国讲了这个离奇案子，听完之后我一头雾水，半点儿摸不着头脑，这和林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当周炳国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述说：“进车里去。”
“什么？”
周炳国用眼角瞥了瞥小区门口，那里出现了两个陌生男人。他更加警觉起来，我和王小山上了车，他则靠在车旁静观其变。
那两个陌生男人径直走了过来，事实上，这个小区本来就空间狭小，连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两个男人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靠了过来，操着本地口音问我们这里是不是某某小区。
原来是个问路的。周炳国在车外告诉他们，他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也是来找朋友的。两个陌生男人悻悻地走了。
他们绕过楼往后面去了，刚出了视线，周炳国就打开车门，脸色很难看。
“那两个是警察，”他说，“他们穿的皮鞋是公安局统一配发的。”
我有点儿欣喜，也有点儿担忧。欣喜的是警察来得如此之快，担忧的也是因此。这里距离J市数百公里，之所以警察如同天降，和我在小县城手机店打的那通电话不无关系。
我无法完全信任J市的公安局，但我可以信任自己局里的同事。我给局长打了个电话，把大致情况描述了一番。信不信由他，起码在我说了之后，他不至于不行动，这也为我自己脱离险境打下一个伏笔。
他们从我来的城市赶到此地，肯定还得有好一会儿，想必是知会了当地的警方，才循着我不停提供的信息，寻觅过来。然而担忧的是，我怕周炳国一旦知道事情败露，反而会狗急跳墙，他一定恨死我了，死咬着林慕的秘密不放，我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周炳国还没有察觉是我在从中使计，想了一会儿，让我们待在车里别动。他自己先出去探探风声。
王小山显得有点儿焦虑，毁了容的脸，藏在竖起的卡其色外套的衣领里，显得可怜。我在想，他的牺牲也着实大了些，现在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还忠心耿耿地追随着周炳国，下半辈子估计注定风餐露宿，没有安生日子了。
我很想问他，当初为啥不想个别的法子，偏偏要选择这个代价最大的方式来复仇？世上没有后悔药，大错已经铸成，等待他的也只有法律的审判。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回到了车里，对我们说，情况也不是很清晰，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他看看我，又看看王小山，然后作了个决定，鉴于王小山骇人的外表，与其出去之后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如先安静地待在车里，我和周炳国出去把落脚的地方找到，回来再来接应他。
我和周炳国下了车，没有从门口走，而是翻了不高的围栏，出了小区。我回头看了一眼车里的王小山，他隔着车窗无助地看着我们，然后把自己那张脸缩进窗户下面。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恻隐之心顿生。周炳国走在前，我跟在后，我上前想要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他压着嗓子说，别靠太近，先头的那两个肯定是警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瞄上我们了，或者还没有确认我们的身份，所以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我猜不出警察想干什么，也许周炳国分析得没错，我边走边假装不经意地四处张望，周围没有人跟踪，也没有人在刻意注意我们，我们似乎很顺利地出了包围圈。
这反而让我担忧起来，我担忧警察跟丢了我们，再联络起来会节外生枝。好在还有王小山留在那里，起码还留了一条线索。
“我们去哪儿啊？”转出两个路口，到了主干道，人流多了起来，看来我们已经摆脱了警察尚未完全建成的监视区。
“去找个旅馆。”
“什么时候回来接王小山？”我得知道周炳国的计划，以便作出最好的预判。
周炳国没回答，兀自往前走着，我跟在后面，猛然觉得不对，快步走上前，把他拦了下来。
“你根本没打算回来接王小山！”我愤怒起来，“你把他留在那里，仅仅是为了吸引警察！”王小山那副可怜无辜的表情又浮现在我面前。
周炳国站住了，他看看我，然后还是冒出那句话：“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倒不是因为纠结于王小山被捕，而是他放弃忠心耿耿的王小山的行为让我感到心寒。
显然周炳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完全缺失了黑白分明，这种以暴制暴、丧失底线的行为，甚至不带半点儿内疚，他早就丢掉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作为一个犯罪心理学家，自己却成为最麻木的犯罪者，这才是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
周炳国面无表情地接着往前走，我跟在后面。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后，他在一个不起眼的旅店里登记了身份，我们走进了二楼房间。
小房间破落得如同我的心情。一开门迎面扑过来一股难闻的霉味。灰白的日光灯管上布满了黑点，正中央有一张小床，上面的床单被褥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过了。床边放了两双粗糙的拖鞋，一台厚重的老式电视机放在对着床的柜子上。
右边是卫生间，门也没关，蹲式便槽和不锈钢水管外露的淋浴喷头，仿佛把人带回了80年代。
周炳国习惯性地四处看看，然后坐到床上，我也跟了过去，掏出烟也不说话，就坐在床边抽着。
烟雾弥漫起来，周炳国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和他想的不一样。既然王小山已经被作为牺牲品，被留在了那个小区，那么我就要重新联系警方，让他们再回到我的视线之中。
我看看他，他的眉头紧锁，仿佛在思考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我得洗个澡。”我打断他的思维，然后说道。周炳国没有回答，只是点头示意。
我换了拖鞋，进到卫生间先把热水放着。好在天气还凉，就算我穿着外套进卫生间，也不会引起周炳国的怀疑。我把一切尽量做到逼真，耐心地等着，破旧的水管放出热水，升腾起了热蒸气，才重新站到里面。
一进卫生间，我转身把门插上插销，然后迅速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末尾加了句“不用回”，确定短信发出去之后，这才靠在墙边。
我缓缓脱掉衣服，自打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之后，我还一直没洗过澡，浑身都馊了。站到热水底下，舒畅的流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