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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丁问渔在一九三七年的六月底，才和太太佩桃正式在沪签字离婚。尽管他在此之前，已经在京沪的报纸上自说自话地登了启事，但是双方的大人都咨询过自己的法律顾问，知道这样的启事只是自欺欺人，并不具备法律效应。既然大家都是上等人，既然婚姻破裂已不可避免，双方雇佣的律师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终于让丁问渔和佩桃心平气和地同坐在一张桌子前，在一份正式的离婚文件上签字。在签字前，法官要丁问渔将离婚文件仔细地再阅读一遍，丁问渔拒绝了，他带着一些喜悦地看了佩桃一眼。佩桃似乎又一次被他激怒，要过离婚文件，故意慢腾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她故意拖延着时间，其他人都在等着她，她知道大家在等，故意让别人揣摩不透她的心思。
〃你不是就等着我签字吗，〃佩桃毫无表情地说，〃要是我不签。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丁问渔以为喜怒无常的佩桃又要变卦，她已经变了无数次卦，然而这次她突然拿起笔，在文件上飞快地签了字，签好了这份，又急着在丁问渔的那份文件上签字，丁问渔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有些没主意，他也在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签完了以后，他呆呆地看着佩桃，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和她握手作别。没想到佩桃众目睽睽之下，很大方地伸出手来，笑着说：〃我们都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你不应该娶我，我呢，更不应该嫁给你。〃说着说着，眼睛红了，脸上的笑容依然还在，语调却变了。〃你比我想的还要坏，你知道不知道，你真不是个东西！〃
旁边的人连忙把他们分开来。丁问渔早就领教过她的厉害，以为她又会在大庭广众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但是佩桃仿佛把该说的都说了，已经不想再说什么。她扭转过身体，向电梯间走过去。在上海的几天里，丁问渔的脸皮也已经厚了，虽然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他整天像一个淘气的大孩子那样，到处忍气吞声地接受别人的教训。谁都有权利教训他，他的父亲，他的老丈人，他的即将正式离婚的妻子佩桃，以及他的三位继母，都对他没完没了地唠叨。
明知道他不愿意听，还是要一个劲地说。说得昏天黑地，说得丁问渔眼前直冒金星，说得丁问渔一见着别人嘴皮在嚅动，便想到这又是在说自己。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时间才是六月底，却完全是炎热的夏天了。时髦的上海女郎，一个个旗袍裙越穿越短，胳膊和大腿越露越多，结果大街上到处都流露着肉的气息。一位来自埃及的预言大师，此时正在上海接受记者的采访，就世界政情进行大胆的预测。这位周游了世界的预言大师骇人听闻地宣布，在一九三八年，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大规模的恶战，人类将陷于从未有过的灾难之中。当记者问起中国和某方是否会一战的时候，埃及的预言大师立刻肯定地说，这场战争的时间也是在一九三八年。报纸上的某方显然是指的日本。事实是，十天以后，中国和日本的战斗，就在芦沟桥打响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了炮火连绵的战场。
在正式的高婚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丁家和郝家在一家著名的大饭店，办了几桌规格极高的宴席，其目的在于向大家宣布，这两个显赫的家族的联姻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银行巨头和钢铁大王之间的联盟依然如故。被邀请的都是上海生意场上的大亨，有好友也有对头，有外国公司的买办，有交易所的董事长，有帮会的老大，有得志或失意的政客，有社会贤达，有军界的要员。在宴会期间，丁问渔的父亲走到佩桃面前，向她敬酒，希望她不负重任，为丁家生一个出色的继承人出来：
〃我们丁家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这是丁问渔最后一次见到佩桃。佩桃此时刚怀孕三个月，还看不出身体的异样。几个月以后，上海失守前夕，丁问渔收到父亲的一封信，说佩桃的身孕看上去已经蛮像一回事。当时，战斗正进行得十分激烈，国军每天都有重大牺牲，父亲让儿子迅速离开南京，立刻随政府迁往内地。值此动乱之际，丁问渔的父亲对前程已经毫无信心，他一方面盼着佩桃能平安地为了氏家族添丁，同时依然十分关心丁问渔的安危。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老人家根本没想到战争会真的成为事实，他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和几个月前宴会上的判若两人。
丁问渔的父亲在那天宴会上十分洒脱，他频频向别人敬酒，唯一没有得到他敬酒的，是他那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丁问渔实在太让父亲失望了，但是他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想让儿子在大庭广众下下不了台。宴会以后，丁问渔将连夜赶回南京，然而他那天仍然是不知忧愁的样子。岂止是不知忧愁，完全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喜形于色。在他坐的那桌上，有一位日本客人，丁问渔以一种闲聊的口吻，请毕恭毕敬坐着的日本客人，就报纸上所载的中日将在一九三八年会有一战的预言，畅所欲言发表评论。
日本客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难道中日之间惟有一战？〃
在座的中国人都一怔，不说话，既惊异他的中国话说得流畅，也觉得这回答的含义，不是一点没道理。丁问渔想了想，用日文反过来诘问。他从来不愿意放弃卖弄异国语言的机会，大家在一旁抗议，希望丁问渔能使用别人都听懂的中国话来对话。丁问渔想到报纸上常见的一句话，使用这句话质问那个日本客人：〃都到了今天这地步，中国人不奋起抵抗，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日本客人说：〃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就不能很好地联起手来，大东亚共荣，这前景有什么不好？〃
于是一片哗然，大家恨日本客人太放肆，太自以为是，立刻拍案而起群起攻之。这毕竟还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上，有理不在声高，但是又不可能不声高，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中国和日本谁更好战。酒过三巡，人们得出的一致意见，这就是中日最好不要开战。俗话说和为贵，打仗自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打仗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仇恨越结越深。日本客人息事宁人地说，自从甲午海战，中国惨败给日本以后，就老想着报仇雪耻，其实日本根本就不想打仗，而且日本就算想打仗，主要的对手也不会是中国人。日本陆军假想中的敌人是苏俄，而海军的假想敌却是美国，中国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他的这种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态度，又一次使在场的许多中国人心里极不舒服。坐在丁问渔身边的人提醒感觉良好的日本客人注意，日本现在虽然比中国强大，但是中国的人口和地盘，毕竟是日本的许多倍，真打起仗来，累也要把日本累死。
在返回南京的夜行列车上，丁问渔为了解闷，揣了一大堆报纸在包里，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他平时很少看报，因此现在就算是过了期的报纸，一样看得津津有味，每看完一张，便扔到车窗外去，一路看，一路扔。直到把这一大堆报纸全部看完扔完，他喜欢听报纸被风卷走时的呼哨声。自从陷入对雨媛爱情之后，丁问渔对和爱情无关的事情，根本懒得去过问。
周围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仿佛和他没有什么联系。列车在快到苏州站的地方，无缘无故临时停了很长时间，车厢顿时觉得非常闷。丁问渔打开车窗，把头探出去。他注意到列车像一条僵硬的大虫子似的，静静地卧在车轨上。没有人过来解释为什么会停车。一名铁路工人手中拿着一个小锤，从那头过来，一路走，一路随手敲着车轮，铁路工人手上还提着一盏风灯，一圈黄黄的灯影随着他的移动而摇晃。当灯影晃到不远的墙上时，丁问渔突然注意到画在墙上的广告，那是一幅巨大的日本仁丹广告，在中国的城市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两撇胡子向上翘的广告画面。
抗日情绪的高涨，人们都在自发地抵制日货，但是日货仍然无孔不入地在向中国的市场渗透。丁问渔刚在报纸上读过的一篇文章，便是呼吁全面抵制日货，可是在同一天报纸上，他又见到了日本大皈森下仁丹株式会社的〃酬报仁丹用户〃的大幅广告。一直到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上海的《申报》仍然在为森下仁丹株式会杜接二连三地做广告。
迎面一盏刺眼的灯光直逼过来，紧接着轰隆隆的声音擦边而过，原来丁问渔他们正在等这趟车过去。果然车子过去不久，丁问渔坐的那趟车也开始动了起来。这一天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准确地说，再过几分钟，就是七月一日了。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意义非同一般。坐在夜行列车里的丁问渔毫无困意，他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仍然没有察觉。
此时此刻，他不可遏制地思念起雨媛。一想到雨媛，丁问渔的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学校很快就要放假了，丁问渔心猿意马地盘算着，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中，一定要找个机会约雨媛出去玩一次。
第七章
1
丁问渔急于赶回南京的原因，是他的学生在七月二日要进行期末考试。考试之后，学校就要放暑假了。时局紧张，变化莫测，在校学生根本就没心思读书，校方不得不以抓考试来稳定人心和严肃纪律。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考试就要开始了，从报名的情况来看，人数要大大地多于往年。这起码说明，一方面学生没有心思读书，另一方面，从学生到学生的家长，还是希望在这乱世里，能有机会进大学继续深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学仍然是年轻人向往的好地方，课堂仍然是一方净土。由于考试总是必要的，校方不仅要严肃学生的考场纪律，而且对教师也提出相应的要求。校委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检查小组，像巡警缉拿小偷似的在考场上转来转去。
丁问渔对于学生的考试一向很马虎，许多学生选他的课，就是冲着不用认真考试。丁问渔从来不认真批改考卷，他用排列组合的办法给学生胡乱打分。通常最高分是九十分，最低分六十，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九十，然后以两分之差递减，一直减到七十分，再重新开始循环。他的荒唐的打分法一直是学校里的笑话，然而丁问渔并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会怎么笑。
他的观点是，考试既然不是目的，也就不应该用来当作手段。考试成绩绝对代替不了学生的真实水平。由于他是大名鼎鼎的教授，校方拿他也没什么好办法。在考试期间，考试纪律检查小组来到考场缉拿作弊的考生。本来这只是针对学生的，丁问渔一怒之下，挥起手杖，责令检查人员立刻离开考场。检查人员搬出了校长的命令，丁间渔说：〃少拿校长的命令吓唬人！天这么热，我出张卷子，你让他来试试看。〃
校长知道丁问渔的倔脾气，也不和他计较。名教授是学校的招牌，校长爱惜人才，对丁问渔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国民政府根据蒋委员长的提议，将在庐山召开大规模的谈话会，邀请各界名流对国是进行畅谈，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