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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军人都被他们的长官体罚虐待过。但是只有日本帝国军队积极提倡对士兵定期进行严厉的体罚。高桥渡边回忆道：“40多年来，我的耳鸣让我遭了许多罪。这还是我新征入伍时被老兵痛打后落下的病。那时候，新兵总是无缘无故就遭到痛打，这已经成了军队里的规矩。军人都非常无知，都失去了人性。他们甚至认为毒打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堂本回忆道：“在体罚之前他们总说要教给我们军人的精神，接着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立正站好，咬紧牙关，然后就开始用拳头揍我们。这还算是好过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用刺刀上的皮革带子抽打我们，或者用那种在室内穿的皮鞋揍我们，我们咬着牙忍耐到一定程度，油光光的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冒出。我有好几次几乎疼得晕了过去。”
新兵真嗣堂本的父母把儿子送到了仁慈的皇军那里。他回忆道：“他们用竹竿敲我的头，用皮拖鞋打我的脸。这种毒打把我的脸都打变了形。我当时非常想知道如果父母看到我的那副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NB23F本杉木是一个种水稻的穷苦农民的儿子，他记得他的长官每天晚上都打他，说：“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至少要被痛打一次。他们的手要是打累了，就开始用鞋子打，那种鞋的鞋底都有钉子，于是他们就用坚硬的钉子鞋打你的脸，直到把你的脸打肿才肯罢手。”
大和民族精神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要对上司绝对地、毫不含糊地、从不迟疑地盲目服从。在明治的《士兵和水手的帝国令》中，第一篇文章就写明：士兵和水手的“基本义务”就是“忠诚”。但是日本士兵不像别国军队那样只需遵守权威的命令。因为日本军官与天皇有直接联系，因此他们的命令就象征着神圣的权威。他们教导新兵，要“把来自上级的命令看做是直接来自天皇的命令”。这就是说，所有命令均“真实可靠，不会有错，士兵对命令的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日本士兵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合法”和“不合法”这两种概念。
NB23F本杉木回忆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们，向我们灌输说天皇是一位活着的神。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此深信不疑。每天早上我们面向东方天皇的方向站成一排行礼。我们发誓竭尽全力为天皇效忠。这样的仪式每天清早都要进行一次。我们对那些军官也得绝对服从，因为他们是天皇选出的骄子。”堂本说：“我们把高级军官也当作是神，所以每天训练结束时，士兵们都努力争取为长官解开绑腿的机会。甚至在洗澡的时候，也有人争着抢着给军官们拿肥皂，为他们搓背。”
“没有人敢反抗，”NB23F本杉木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抗。军官打人打累了，就让那些年轻的士兵面对面站20分钟，然后再继续互掴耳光。这可真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因为你并不想把自己的战友掴得太狠。可是，如果你下手稍轻，那些军官就会责备你不够严肃认真。那么接下来的惩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堂本回忆道：“某些形式的惩罚侮辱了我们最起码的人格，军衔高的士兵在一边儿观看，咧嘴大笑。他们还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惩罚看做是一种恩德，这就更使得他们的暴行名正言顺。我们时常无缘无故地遭到残酷的体罚，这种训练方式不仅破坏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也把我们转变成为‘靠条件反射盲目执行命令’的士兵。”
第二部分第四章 第三维（1）
日本在发动袭击之前从不宣战。
—比利·米切尔，1932，引自《米切尔：空中力量的先驱》
在飞机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毕竟早期的模型看上去只是一部弱不禁风的机器，用几根晾衣绳把帆布和木头绑到一起，开动时发动机轰轰作响。“飞机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仍是由脆弱的木头和易撕裂的帆布制造而成（制作飞机的巨匠——波音公司起初是由一间木材公司起家的）。飞行员和乘客都须佩戴风镜和皮制头盔，他们系着安全带，坐在敞开的机舱里。当时飞机的引擎功率和剪草机的功率不相上下。机身上的调节装置简易又初级：稳定器、操纵杆、方向舵、节流阀、点火控制杆，等等。你只要坐进去把它飞起来就行了。”那些拥有无数战舰的海军上将和那些操控无数加农炮的将军根本看不出这些会飞的破机器上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
然而，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预见到了飞机的未来。比利·米切尔英俊潇洒，能言善道。他的父亲是密尔沃基一位富有的参议员。米切尔在一战中任职上校，负责指挥美国空军。米切尔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战场上地狱般的僵局——不计其数的军队陷入泥潭，无法前进，士兵们在淤泥中奋力厮杀。他是第一位在战争中飞行在敌人上空的美国人，他和他的战友——法国人、英国人一起为军方提供了战场后方的情报，并率领部队对敌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比利打响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之战——二次大战爆发以前，根本没有任何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比利发现，他的飞机可以飞越敌人的封锁线，直接捣入其“要害部位”，也就是那些生产现代战争所需的枪支弹药的工业基地。他的飞机可以实施“战略性轰炸”——瞄准敌人的生产基地，切断他们继续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前线这个概念已经被淡化了，地图上标出的战壕也只不过是整个大战场的一小部分。飞机的存在就将战场延伸到了平民区、延伸到了工厂基地，这一想法不仅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不道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勇士在前线殊死搏斗，他们并不去杀害那些留在家里的母亲。然而，比利的观点则是：一旦敌人的工业能力被大大削弱，敌人就不再可能继续战斗。比利相信，飞机能够缩短战争进程，并且使战争的残酷性减小，因而更富有人性。不错，轰炸工厂车间、铁路、通讯网络是会增加平民的伤亡率，但是米切尔却是这样论证的，他说：没头没脑的阵地战中会有数以百万计士兵丧生，而与此相比，空战实际上是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的。空战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在那个时代，年轻的水手们正在安纳波利斯学习吸收战舰主义的要义，学员们在西点军校里学习如何骑马冲锋陷阵，但比利却始终坚信，空中威力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方式。一向习惯用两维——陆上和海上思考战争问题的军人们，现在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第三维”——空中。
大多数人都认为比利的观点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那个时候，连驾驶过小汽车的人都不算多，就更谈不上有谁开过飞机了。飞机以极易破碎而闻名——如果在飞行中碰到一条电线都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在地面上，一根火柴或是拿着斧子的小孩都可以把整架飞机销毁。20世纪的早期，战争对于那些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来说，就是工业革命所生产的大量钢铁，只有那些“筋骨强壮”的真家伙才能主宰战争的胜负。至于那些能扇动两下翅膀的由帆布和木头造成的玩意儿，如果有谁说这种东西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那么这个观点荒唐得就好像说麻雀也能够威胁到一座城堡的安危一样。现实中的人们只相信战舰和大炮。
但是比利对此比谁都更清楚更明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美国，以空前热情到处宣扬他的先见之明——飞机将在未来战事中占主导地位。当时，米切尔是一位军功显赫的将军，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勋章。他预见了未来的情况，并认为当前的每个人都应转变他们的战略思想。比利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说得空中战斗将会成为真理。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五角大楼，也没有国防部长。美国当时的防御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有一名陆军部长和一名海军部长。这样的安排足以反映出当时对战事的两维思考模式。这两维就是指陆地和海上，没有重叠，互不干涉。于是，比利想彻底改革美国的国防体系。他在演讲中说，美国首先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空军部，这个空军部应该和陆军部、海军部平起平坐。而且这三个部门都应受到国防部的统一指挥。
从历史角度来看比利的这一建议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正预见了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可在比利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想法无疑被视为是歪理邪说。他认为，“正如今天的我们在陆地和海上作战一样，明天，我们将书写空中之役。”但是人们认为比利像所有的预言者一样对现状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到了某些集团的切实利益。
毕竟，人们当时的头脑里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指由海军战舰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战舰是经几百年的战争演变而来的产物，这个漂流在海上的庞然大物从工业革命中汲取了足够力量。美国军械库中最昂贵的武器就得数那些先进的战舰了，政府无论从财政、生产，还是政治上都对建造战舰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才确保了其在战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那个能言善辩、勇敢乐观的比利对所有人讲道，飞机的出现将会使那些战舰变成一堆没用的废钢铁。他说，国家用来制造一艘战舰的成本可以买到好多架飞机，而这些飞机就能把那些靠近美国海岸的愚蠢舰队炸沉。如果美国掌握了制空权，那么，世界上将没有哪个国家还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比利的观点的对传统主义者来说是歪门邪说，这一点在情理之中。米切尔凭借他说服别人的本事使得自己的追随者数量不断增加。可他同时也是美国军队里的军官，也要服从纪律。他的上司命令他要偃旗息鼓，但比利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他不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宣传他对未来战争的预测。他把自己的预见讲给美国人听，因为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只有通过公众的压力或是战争中的灾难才能迫使军队对其体制做出调整。”后来，他还说服了海军公开验证他的这一想法。
美国在一次大战中俘获了一艘巨大的德国战舰——“东弗里斯兰”号，那些守旧的海军上将当时认为，这艘战舰就像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那么难打。它在一次大战时的日德兰半岛战役中撞上了水雷，尽管损坏非常严重，但后来还是安全靠港了。正如一位军官在《华盛顿之星》上所说的那样：“那真是一艘绝妙的战舰，结实的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沉没。它有四层外壳的保护足以使它免受鱼雷、水雷以及其他炮弹的伤害。它的船身上还有许多隔断将其分成许多密闭水舱，这样一来，就算在战争中被炸出几个窟窿，它也依然能够坚持到完成任务。”
1921年7月21日，这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大西洋的一艘观察船上等着观看将要上演的一出好戏。他们当中包括约300名显要人物，其中有“内阁官员、参议员及众议员，外国的陆军武官、航空和海军专家，还有50多名新闻工作者”。他们都等着见证米切尔那套愚蠢的“第三维”理论的失败，并且对于米切尔的失败深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