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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的场少佐命令别人把吃剩下的那块肉送到将军的司令部里。后来，少将说他根本没记得自己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但他也承认说很有可能是下了道那样的命令，因为第二天他一早又开始喝酒了，可能是他醉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吃马弗·梅尔尚的肉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叫什么犯罪。精神勇士吃人肉宴是合法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了这样的一份秘密命令的原件，这份和吃人肉相关的命令是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岛上找到的。澳大利亚档案保管员把它命名为“第80。107号文件”，发布这份命令的是菊太郎少将，当时他是第四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命令的原件上面标有“绝密”的字样，发布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8日。命令是下发给“各位指挥官”的。菊太郎少将解释说他发布此条命令的原因是“最近在各支队管辖范围内各种犯罪时有发生，比如谋杀、抢劫和食人肉等。”在后面，他进一步提出解决谋杀和抢劫等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惩罚措施。最后他提到时常发生的吃人肉的问题，并写道“明知人肉（不包括敌人的）而食之者将被处死，因为没有比那更糟糕的犯罪了。敌人的肉除外”。
这份文件多少让人感到些奇怪，倒不是仅仅因为它能证明食人肉现象的存在，更是由于竟然有人就这个问题写了这样一份文件。就我所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军队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日本军队里才有。
2002年8月，我采访了一位名叫比尔·赫基斯的澳大利亚人，采访时他已80岁，说话温和，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驻新几内亚岛的一名下士。在训练时，他和列兵约翰·布里斯建立起了友谊。比尔告诉我说约翰当时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快乐男孩，而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睡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们俩那时都22岁，经常诉说彼此家乡的事。
1943年年初，比尔曾和约翰在新几内亚岛上并肩战斗过，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区之一。比尔当时率领着40人侦察队前去参加战斗，在行军途中遭到了日本人的伏击，那里的灌木丛非常茂密，所以很适合隐蔽打伏击。有六名队员在伏击中牺牲，其中有约翰·布里斯，他们就这样在比尔的身旁倒下了。比尔当时并没有被打中，但他不得不撤退，顾不上管约翰的尸体。
第二天，增援部队到达。第三天的时候，澳大利亚军队开始了反攻。如今茂密的灌木丛有利于澳大利亚军队作战，他们可以隐蔽在灌木丛中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遭到突然袭击之后，日军开始逃窜，慌忙之中来不及带走装备和供给。
两天后，比尔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弟兄们刚刚牺牲的地方。他来到布里斯下士倒下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仍在那里——可是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他身上的军服已被扯掉，胳膊和腿上的肉也被割了下来，”比尔说，“他们把他的肉给切了下来。”
比尔又向前走了走，发现日本人的饭缸里有些肉比较可疑，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经过确认后说那是人肉。
此时此刻，比尔的心中既感到震惊，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打死。“我们当时真的有些受不了，”他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根本就没有别的人来安慰我们。”后来，澳大利亚军队情报处责令比尔不要把当时的情况公布出来，并令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25年内不会提起此事。比尔告诉我说他离开新几内亚岛后，当时的场景就一直萦绕着脑海。而他的一些朋友在看到当时场景时，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以后就从来没有好过。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朋友们在看到列兵布里斯尸体上的肉被切下来后剩下的骷髅时“大脑受到了创伤”。我问比尔，敌人为什么要吃人肉？他回答说不知道，但说听人说吃人肉会让人增长一些勇气，并让他们感觉到比敌人优越。
现年80岁的比尔·赫基斯如今仍然时常做噩梦，他的脑海里也常常出现约翰·布里斯被曝尸荒野的场景。比尔说：“事情都过去60年了，可当我脑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时，总感到恍如昨日。”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人肉宴（4）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二次大战的档案中，有很多记录着日本士兵食人的场景。比如，在一个档案中记载了这样的情况：在派往新几内亚岛的157646名日本军人当中只有10072名活了下来。在和盟军的战斗中牺牲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死于疾病和饥饿。当时青砥将军一定知道他们的士兵所遭受的疾苦，他写道：“新几内亚岛上的食人事件时有发生”。日军当时面临着饥饿，无东西可吃，因此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了。很多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有自己弟兄的尸体。
时任日本驻南太平洋海军警察部队长官的野木，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位陆军中尉给他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抓阄儿，输了的人将被杀死，再被吃掉。于是输了的人开始逃跑，我们便开枪打死他，然后把他吃掉。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强暴当地的妇女，但我们并不认为她们是发泄性欲的对象，而是把她们作为饥饿后吃掉的对象。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性欲可言，况且强暴妇女会消耗我们太多的体力，因此我们从不干那事儿。我们天天梦想着能得到食物。我有一次在深山里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拿着切掉的人胳膊和人腿。当时我们并不怕游击队，反而却怕我们自己的士兵。当时那里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日本天皇的军队还是希望能吃到一些非日本士兵的人肉。在新几内亚岛上，日本军人称联军士兵为“白猪”，而称当地人为“黑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很多档案都记录了日军在战场上把战死的美国士兵搬走的情况。历史学家田中有纪如是写道：很明显，当时日本士兵是从激战区把战死的美军士兵收集起来，再把他们搬到所驻扎的营地那里煮熟，然后吃掉，而在同时有另一些士兵阻击联军，防止他们把战死的士兵搬走。这表明这些吃人的情况不是一个个孤立或单一的情况，而是一个系统过程的一部分。
1943年4月23日，陆军中士E。迪克斯和驻守在新几内亚岛的第136营的克利奈·兰姆发现了他们那名失踪已四天的军士的残骸。这两位美国士兵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名军士大腿上的肉以及两条小腿都被砍掉了，最下面的肋骨处的肉和皮肤已被割掉，胸腔也被打开。由于面部仍然完整，所以还可以辨认身份。同时他们在附近的一处日军掩体里发现了一个炖锅，看到里面大小有点像那名士兵心脏和肝脏的东西。
在1945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的一名陆军准尉C。雨果写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记载了他在新几内亚岛发现了他的一位弟兄的尸体时的情景：
（a）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
（b）两臂已经被从肩处砍掉。
（c）胸腔已被打开，里面的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一些内脏已被取出。
（d）身上的所有肌肉都已经被切掉，所有的骨头露了出来。
（e）双臂、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内脏都已经找不到了。
（f）尸体上惟一没有被动过的地方只有头和脚。
（g）离尸体四五码处有一个日本饭缸，里面盛的似乎是人肉。
饥饿难耐的日本战斗部队把战斗作为一种寻找食物的方式，而非战斗部队则只能靠其他一些方式。日本军官派遣了一支工程兵队深入到现在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把印度—巴基斯坦籍的战俘当作奴隶工来使用，那些战俘是新加坡失陷时被俘虏的英联邦的军队。他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当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因有病而无法干活的战俘不是被枪决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药而死，死后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时，盟军已经慢慢地逼近了，日军的补给线在这时已被切断，他们开始吃活着的健康的俘虏。阿里后来给澳大利亚的检察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些选出来的人被带到一个茅屋里，在那里他们还未死去的时候，人们就从他们身上割肉，然后把他们抛到土沟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发出惨叫，被扔到沟里去时也不断地发出惨叫。可是当这些不幸的人们慢慢死去的时候，哀叫声便渐渐地消逝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近那些沟，由于尸体没人掩埋，所以尸体发臭后的气味十分难闻。
这些日本刽子手们之所以不直接杀死战俘，是由于在热带地区没有冷冻措施，人肉会很快的腐烂掉。鉴于此，日军便先从战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够一顿饭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杀死他们，然后便把他们直接扔到沟里。在沟里，他们还可以再活一两天，由于还活着，这便保证了其内部器官保持新鲜，以便后来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脸庞、脚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继割下来，然后被吃掉，而剩下的躯体仍残存在那里。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们的部队抛在了荒岛上，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无异于犯下了弥天大罪。在岛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饥饿难耐而变得极其野蛮。而像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们处于困境时所面临的恐怖场景，而是一边喝着酒，一边讲那些恐怖的故事来取乐，喝着喝着，在夜深的时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从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话务员吉米·戴伊、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以及飞行员华伦·厄尔一直被捆绑在立花将军指挥部对面的树上。
尽管的场少佐凶残野蛮，但没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他打过这几个战俘。在2月23日时，格伦和马弗被绑在了他的指挥部外，但在宴会中间，少佐并没有离开过宴会去看这两位战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将军那里喝酒，还是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踢打过吉米、格雷迪和华伦·厄尔。
的确，除了中岛大尉在喝醉时把格伦打死之外，那里的部队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俘的刻骨的仇恨。岛上的数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枪，他们任何一人都可以打伤或干掉一名美国战俘，而这些飞行员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杀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脚踢。对于日本天皇的部队来说，这种情况真有些反常。
日本士兵饱受劳累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对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许只是勉强地执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数士兵都忘记了战俘的存在。可这三名战俘被捆在树上的三天里，一定是遭到了日军的暴打。也许士兵们不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要在自己的长官面前表现出一些凶残。这三名战俘被捆绑在指挥部的前面，作为立花将军可以炫耀的战利品，将军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现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来。
然而，暗地里有一名日军士兵对这三位战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帮帮这些被捆绑在那里的美军战俘，但是又不敢违抗将军严禁给战俘东西吃的命令。后来，他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给战俘东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