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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你这该死的家伙，你一个星期找上10个姑娘也不费劲儿，怎么就紧盯住一个不放了？”乔问道。
“我们一直拿这事儿和他开玩笑，结果把他惹火了，”比尔说道，“最后，弗洛伊德转过身来对乔和我说，‘我想我不可能活着回来了，我想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而且我现在就要这么做。’”
“乔和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将有可能回不来了，所以当我们听弗洛伊德这么说时都笑话他。他虽然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他却是认真的。‘你在说什么呀？’我们问他。他解释说，他现在和这个女孩在一起，是想要好好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很多年后，我问黑兹尔赫斯特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弗洛伊德的内心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答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有个叫比尔·科尔伯特的资深飞行员在一次夜间飞行演习时坠入沙顿海失踪了。我就记得弗洛伊德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重复说着，‘我要抓住每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我回不来了。’”
1944年秋天来临之前，乔治·布什驾驶着“复仇者”从“圣杰辛托”号飞向了太平洋。迪克·沃尔霍夫在俯冲轰炸机里担任机枪手，从“约克镇”号航母上出发了。1944年9月，华伦·厄尔·沃恩在“提康德罗加”号航母上接受进一步训练，驾驶一架“海盗”号飞行在夏威夷的上空。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从东海岸穿过巴拿马运河前往珍珠港。弗洛伊德·霍尔、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乘“伦道夫”号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出发。
美国现在掌握了制空权，因此能够明目张胆地开着这些庞然大物前往太平洋战场。飞行员们在船上玩扑克，吃牛排，看电影。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上强大的作战实力。日本的舰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支离破碎，美国军舰上的水手和飞行员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相反，日本失去了制空能力，因此连自家门口的安全也难以保证。由于塞班岛战役的失利，要想在战争中占取主动已是不可能的了。1944年夏天以前，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就已经得出结论，尽管他们无法直接赢得战争，但他们可以强迫美国通过谈判同日本讲和。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公众不能忍受这样一场长期战争，况且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他们决心打一场消耗战：继续战斗下去，让美国慢慢消耗，争取给美国造成最大损失。这一战术使日本军队的两大优势得以发挥——他们挖掩体的能力，以及他们承受极为猛烈的海面和空中轰炸的能力。
皇军总指挥部签署了一项命令，号召通过利用“夫卡库阵地”打一场“持久战”，“夫卡库阵地”就是指蜂窝结构的地下防御阵地。日本士兵现在不用抱着必死的决心再去高喊着万岁冲锋陷阵了，他们现在接受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靠地道和地下洞穴的掩护来作战。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5）
1944年7月，日军派遣了一支护航舰队前往无人岛。岩竹伸明就是舰队中的一员，他的背景和其他人不同，去打仗也是不得已。岩竹先生的父母是日本移民，他出生在夏威夷的毛伊岛，是个日裔美国人。194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捕鱼事故中去世了，他妈妈无力再负担他的学业，于是他在广岛的亲戚们把他接回了日本，答应帮助他完成学业。1941年6月他从毛伊岛高中毕业后，就启航回日本了。
“夏威夷的美国海关官员对我说，‘不要去日本，日本和美国要打仗了，’”岩竹先生回忆道。“我对他解释说，我必须走，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他很理解我的处境，但我看到眼泪在他的眼眶打转。”
岩竹还在明治大学读书时就应召入伍了。“最初的训练非常艰苦，”他回忆说，“老兵们手痒了就会随时揍你一顿。每天晚上都有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你的鞋子上有一点灰土就会痛扁你一顿。拳头重重地打在你脸上，能把你打趴在地上。有的时候还会被打得鼻血直流。长官们常说，‘你们要学会大和民族的精神，这样你们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
岩竹伸明登上日章丸号前往无人岛。那些岛屿的战略地位就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岛屿，是进入大陆的垫脚石。如果日本连这些岛屿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再说什么攻入太平洋就只能成为空谈。一路上，岩竹他们的护航舰队为了躲开潜艇的袭击呈“之”字航行。一天夜里，岩竹先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美国潜艇在日本海岸附近实施了攻击。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舰队中最大的那艘军舰不见了。隔天夜里，另一艘也被击沉了。“我们的军舰明明在刚离开大陆时就都被潜艇击沉了，可军方最高指挥官还在欺骗日本民众，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岩竹先生说道。
接下来就轮到岩竹所在的那艘军舰了。“一枚鱼雷击中了我们的船，”他回忆说。“船上的人都陷入了恐慌。我赶快跳了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压在下面。我看到我们的船裂成两半，很多士兵和船一起沉入了水中。”
一艘小货船救起了幸存下来的人，船上载满了士兵。小伙子们身上都裹着厚厚的一层盐，个个体力不支，船上找不到任何遮阴的地方，夏天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而且一滴水也没有。“有个家伙竟然把自己的尿都喝了，”岩竹先生回忆道，“还有一个人说他喝了海水，结果比不喝还糟。”
第二天有人大叫，“鱼雷！”船上的人都看到了鱼雷身后拖着的白色尾迹，但船长将船突然转向，避开了它。“我永远都记得当我们看到那颗鱼雷时的尖叫声，”岩竹先生说，“那是人们面对死亡时发出的哀号。”
一场暴雨缓解了士兵们的干渴。他们全都张着嘴躺在甲板上。在父岛登陆时，岩竹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伙人去挖地道和洞穴。他们被告知，美国人最后一定会打到这里来的，岩竹现在必须靠手中的铁锤和凿子来挽救日本。
随着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航行得离家越来越远，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意识到，战争就快来了。起初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所做的那些假设和想象，现在就要变成真正的现实了。虽然日本人不太可能主动发起进攻，但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惊人决心却表明，他们还是一个致命的敌人，飞行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上头告诉我们，如果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了，他们就会为了得到情报使劲儿折磨我们。”
正当吉米·戴伊乘着“本宁顿”号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时，他一贯的乐观精神突然不见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尔同样的结论：他回不去了。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给他“亲爱的老爸老妈”写了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
您和爸爸从来都不阻拦我做任何事。你们让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
我的家不仅仅是个家，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家又干净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带回家里，而且他们一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时，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玩得很高兴，不像别的同学在家里时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样处处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多爱这个家。
吉米还提到了格洛里亚·尼尔兹，就是坐在沙发上温柔地搂着他的头的“那个女孩”。他在信中说，是“命运将我们分离”。他从来没有明说，也没有明确地写过“我将不会回来了”，但在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特别难过，”他对父母说道。他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报名参军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害怕去打仗，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吉米继续写道，他还告诉父母要坚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振作起来。我记得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总会说，‘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结果就真的解决了，所以我这次也一样。”最后一段他写道：“就写到这儿吧，再见了。上帝会保佑你们，让你们活下去的，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要去打仗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还真不多见。当时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战前接受任务时，长官对他们说，“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不能活着回来了。”这时，他们三个当中的每个人都看着另两个人，心里想着，“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在我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曾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想我要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过哪个活下来的人说起“他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调查中，我发现只有四个人说过他们再也回不来的话，他们是硫黄岛的升旗手迈克·斯特兰克和哈伦·布洛克以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吉米·戴伊。他们都曾对身边的人说过，“结局一定就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说过自己会死，结果他们四个都说对了。
吉米从来没有对格洛里亚·尼尔兹说过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她继续定期给他写信，每晚枕着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着海军制服拍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着迷人的蓝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国人的相貌。格洛里亚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圣诞节的时候，她给吉米寄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漂亮，我正好能买得起，”她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觉得他围上那条围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给家里写信。吉米知道信件检查员能看到他信里的内容，所以不敢写太多，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他有多么想家，那是些看了让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我这么孤独”。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实物飞机的样子画了三架飞机，他问妈妈，“您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画家吗？如果我这儿有颜料和画笔的话，我就会给您画张好看的图画。”
当舰队离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画那些天空中呼啸飞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他的画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外表光鲜的飞机，事实上却是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机器，它们归根结底是战争的工具。这些飞机对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就在格雷迪画画儿和想妈妈时，日本的一部新闻短片把无人岛描述成了“适合屠杀美国鬼子的地方”。还有一本杂志上宣称，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鬼子“被送进地狱，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清净”。
格雷迪·约克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敌人，敌人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