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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ｑｉǎｏ）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４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ｙ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ｔｕ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
“贤”妻：搬弄是非的李后及其下场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绍兴末年他受到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惇之妃。
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高宗、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高宗那里埋怨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淳熙末年，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ɡｕàｎ）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宋代的药铺，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光宗送去，但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