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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君主的心意，调换自己的意见，以博取尊贵，这个叫做“揣”，不叫作“遇”。
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释义：春天播种了谷子，秋天就能收割谷子，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叫做“遇”。没有追求就得到了，没有行动就成功了，这叫作做“遇”。好像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在野外拾到被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天授予的，地生长出来的，禽息的精神在暗中推助，鲍叔叔的灵魂在暗中举荐，像这样的情况，就是“遇”。现在一般的人既不能够对“遇”与“不遇”的议论作出确定的判断，又根据被赏识重用就称赞它，根据不被赏识重用就诽谤它。这种根据已经出现的效果，按照已经形成的事实来评论的做法，是不能够衡量人的操行、考察人的才能的。
第二章 荀子说命
荀况说：贫、病、祸不是天加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
强本而不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疫，袄怪不能使之凶。
释义：加强农业生产并且节俭用度，那么天不能使人贫困；供养充足并且活动适时，那么天不能使人生病；遵循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坚定不移，那么天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灾异不能使人遭凶。
荀况说：人自己不努力，天无法使之富、全、吉。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释义：相反，农业生产荒废而且用度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之富裕，供养不足而且行动懒惰，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违背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胡作非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没有降临也会饥饿，严寒酷暑没有迫近也会生病，自然灾害异没有出现也会遭凶。
荀况说：与天顺者谓之福，与天逆者谓之祸
天职即立，天功即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
释义：自然界的职能已经确立，自然界的功效已经完成，人的形体具备了，人的精神活动也随而产生。爱、憎、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隐藏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中，这就叫做“天情”；人的耳、目、鼻、口。形各有不同的感触外物的能力而且不能互相代替，这就叫做“天官”；心居于人的胸腔中部，支配着耳、目、鼻、口、形五官，这就叫做“天君”；人们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来养育自己，这就叫做“天养”；顺应人类的需要来供养人类的叫做福，反之就是祸，这就叫做“天政”。
荀况说：有些事不能做也不应做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己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己其见树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己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释义：所以，最能干的人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聪明的人不去想不应该想的事情，认识天，就是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天象来预测未来的变化。认识地，就是要根据已经了解到的事作事生长的条件合理的繁殖。认识四时，就是要根据已经表现出来的节气变化的次序正确地安排农业生产。认识阴阳，就是要根据已经看到的阴阳和谐的现象进行调理。圣人派专职人员掌握天文历法等自然界的变化情况，自己则掌握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天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释义：社会的治或乱是天造成的吗？回答说：日、月、星、辰等运行的情况，在禹和桀的时代一样，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并不是天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时
时邪？曰：繁启、 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时令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发芽成长于春夏两季，蓄积储藏于秋冬两季，这在禹和桀的时代也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由时令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地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时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得到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生长，失掉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死亡，这在禹和桀的时代又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地造成的。《诗》上说：“大自然生成岐山，太王开辟了它，太王创立了基业以后，文王就使它安定下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不是要天合乎人，而是要人合乎天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也；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 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释义：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土地的面积；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改变自己的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规范。君子遵循一定的规范，而小人却计较眼前的利益。《诗》上说：“没有违背礼义，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物之己至者，人袄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耕伤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
释义：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的灾祸才真正可怕。耕作粗劣，伤害了庄稼，锄草粗糙，影响了年成，政治险恶，丧失了民心，田地荒芜，庄稼长不好，粮价昂贵，百姓吃不饱，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各种措施不合时宜，农业生产不闻不问，役使人力误了农时，那么，牛马就会互相生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不整顿礼义，内外不分，男女淫乱，那么，父子之间就会互相猜疑，君臣之间就会互相背离，外患内乱就会同时发生，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
荀况说：顺应天意去努力奋斗叫做“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释义：尊崇天而且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看待而控制起来呢！顺从天而且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掌握它的变化规律而加以利用呢！盼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哪里比得上因时制宜使它为人服务呢！依靠万物自然生长而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们的才能而繁殖它呢！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使万物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呢！仰慕万物自然产生的过程，哪里比得上促进已经生成的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就不符合万物生长发展的本性了。
荀况说：人之行为合乎天道，才能避免灾难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释义：涉水的人根据水的深浅标志前进，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沉没到深水里去；统治人民的人把这一个贯的原则树为标志，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造成混乱。礼，就是标志。背弃了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这个一贯的原则不能够不明确，虽然外交内政的具体标志有所不同，但是不明显的表示和明显的表示都有一定的常规，这样，人民才免于灾难。
第三章 李康说命
李康（生卒年不详），三国魏文学家，“矣命论”的重要代表。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性耿直，不合流俗。得魏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寻阳长，后又被封为阳候。病卒。有著述二卷，佚。今存《运命论》一篇，从“治乱由运、穷边由命、贵贱由时”之基本前提出发，得出“俟命”主张，认为无“俟命”精神，亦无骨气、无人格，强调“立德”既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立德”本身。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和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馋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释义：天下太平或混乱是由世运决定的，人的得志或不得志是由天命决定的，人的尊贵或卑贱是由时势决定的。所以世运将要隆盛，一定会有圣明的君主出生，圣明的君主一旦出生，随之就会有忠贤的臣子出生。他们之所以相遇，是不去寻求而自然会合；他们之所以相亲，是不经介绍而自然亲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唱歌，另一个人一定会跟着唱，有一个人谋事，另一个人一定会跟着做，道合玄同，曲折合符，成败不能够惑乱他们的志向，毁谤不能离间他们的交往，这样才能得以成就功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功业，难道只是因为人力吗？授予他们好命的是上天，告诉他们怎么做的是神灵，使他们成功的是世运。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录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
释义：张良接受黄石公的兵书，诵读《三略》的主张，然后和群雄交往，他说的话，好像把水泼到石头上一样，没有人接受。等到他遇到汉高祖刘邦，他说的话，好像把石头投掷到水里一样，没有人抵触。这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