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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没有什么怀疑，因为男人外出时，瞒着妻子借机会和别的女人去幽会，是常有的事情。我想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忙人，不能占用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才把夜车改成飞机，挤出了一夜的时间。我想若是另外有一个女人，顺着那条线追下去，事情也许很快就能搞清楚。”
“以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叫两位刑事警察送东条康子回家去，调查一下被害人的日记、笔记本、通讯录等。这不是严格的住宅搜查，是她主动协助我们搜查的。另外，有其他的刑事警察分头到公司的经理和董事长家里去访问。”
“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第一个目的是了解一下被害人最近的动静；第二个目的是调查一下他的女性关系。一个人的女性关系，自己的老婆不知道，而有时朋友却知道，这是一般的常识问题。”
“调查的结果怎样？”
“先从第一点说起，被害人在这一个星期以来，情绪明显不好。经理见他脸色不好看，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血压好象有点高，大概是太累了。’经理还同情他，把自己常用的中医药方介绍给他。”
“他的女性关系怎样？”
“不出所料，有一位住在亦坂某高级公寓的年轻妇女，名叫井沼镜子。她是某公司的女事务员，长的非常漂亮，传闻她是全公司的第一号美人。好象她另外还有两三个轻浮的对象，但不知道都叫什么名字。”
“关于井沼镜子的事，因为回头准备叫她本人出庭作证，现在就不必多谈了。请继续谈下去吧。”
“好吧。杀人的时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过去认为是强盗杀人案件的看法。这是因为听说他平时很少坐电车。他自己虽然没有自用轿车，但他习惯坐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或使用公司的汽车。死亡时间推定为夜里叶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出租汽车的司机是个行为不端的人，干出了这种事情的。”
“关于被害人当天的行踪，你们掌握的情况怎样？”
“我们最初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在五点钟以前，他和平时一样，在公司里上班，因为准备出三天差，所以他一直在忙着清理手头的工作。五点半左右，和有业务关系的客人一起在赤坂的一家饭馆吃晚饭，大约在八点半才吃完。他后来的行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据饭馆的人说，他马上就去东京站了，但是……”我也觉得这里的确有点蹊跷。
要说他立即坐去大阪的夜车，也可以。但是他若是已经预约了飞机票，这时侯恐怕就没有必要去东京车站了。
要说矛盾，的确有矛盾。但这种如实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裁判权威的尊重。这反而使我对这位警部产生了好感。
“那么，被害人去东京站以后的行踪，当时完全没有掌握吗？”
“是的。”
“井沼镜子那天晚上干什久来着？”
“她说她在旅馆里看电视来着。”
“那么，就是说东条没来找她罗？”
“是的。”
“东条康子干什么来着？”
“她说她和一位女朋友在歌舞伎座看戏来着。我们向她那位女朋友了解过，好象她说的是真话，并说她们两个人一直看到散常”“那么，东条家有谁看家呢？”
“是一位通勤的女用人。当时正赶上家里的用人请假回家去了，因为不容易找到替手，就临时请了一位通勤的女用人。”
“那个女用人是康子回家以后才走的吧？”
“是的。这一点，刑事警察进行过调查。”
“以后的搜查，是从哪方面进行的呢？”
“我们当时对所能考虑到的线索，都进行了调查。刚才说的汽车司机也去调查过了。井沼镜子、东条康子、公司内部、业务关系单位等所有的线索，我们都调查过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头绪。”
“第二次到东条康子家去搜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第二天的下午。这次用了两个半钟头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康子过去在戏曲座呆过的事，是那次搞清楚的吗？”
“是的。她从十八岁那年到戏曲座，一直到剧团解散为止，当了两年的研究生。但是，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因为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完全没有考虑到它与这次案件会有什么瓜葛。”
“当时没有发现其他值得注意的情况吗？”
“要找到从犯罪中得到利益的人——这是进行搜查的大原则。从这点来说，东条康子可以说是最可疑的人。这是因为：我们估计光东条宪司的不动产就值七、八百万元，从常识来判断，股票和存款也得有和不动产相仿佛的数目，而所有这一切，都将落到康子手中。”
“关于财产问题，了解到什么情况？”
“了解到他的财产比我们估计的要少。”
“是怎么回事呢？”
“股票交易这种东西，不是象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那样可以到处乱撞的。一般说来，都是在证券公司指定的总店、分店或办事处进行。到康子提供的那个地方一调查，使我大吃一惊。到去年冬天东条宪司的确还存在那里按当时的时价大约值一千万元的股票，但在去年十二月初他把股票全部卖出去了，而且全部提走了现款。”
“那笔钱他干什么用了，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一般说来，这种钱即使用于另外的投资，也要先存到银行里去，但并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件事康子知道吗？”
“她好象一点也不知道。”
“另外还了解到什么情况？”
“他家房子的地皮是租的，虽说有一种无形的租用权，但作为不动产进行估价时，就要少估不少钱。房子因为是战争刚结束时盖的，质量也不会好。这些康子应该是知道的。”
“还有呢？”
“存款大约有三十五万元，生命保险大约一百万元，加上这些，共计有五、六百万元，刨去遗产继承税，实际上还要少一些。另一方面，东条宪司的收入，每月大约有二十万元，为了一次得到—笔两年的薪金，就谋害丈夫，等于把生金蛋的鸡勒死一样。我想稍微机灵一点的女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的。”
“另外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吗？”
“没有。我们在附近调查的结果，连一份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好的证言也没有得到。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生活又没有困难，听说康干经常喜欢外出。但是这种事情也不能和犯罪嫌疑直接联系起来。后来，凭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终于不得不放弃对康子的怀疑。”
“当时还不知道被告和康子之间有肉体关系吗？”
“对康子跟踪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三十天里头，没有发现她和男人碰头的迹象。我们也不能费那么大劲再继续跟踪下去了。”
“井沼镜子那方面，情况怎样？”
“这方面更奇怪了。当然在搜查过程中，难免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对这样的女人，害单思病的男人，看来还是大有人在的。其中就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她和东条宪司的关系，竟向她提出；‘你和东条断绝关系，和我结婚吧。’可是井沼镜于是一个比较有旧道德现念的人。据公寓里的住户们说，除了东条宪司以外，好象没有别的男人来找过她。
事后对她的跟踪和暗中监视，也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迹象说明井沼镜子接受了那—千万元钱吗？”
“因为是现钞，那就难说了。至少根据我们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类的事实。而且那个向她求婚的，是一个有几千万元财产的人。要说为钱的话，那么，为一千万元钱杀死东条，远远不如和东条断绝关系再和那个男人结婚更为有利。象这样的算盘，是谁都能打得清的。另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我们对这一案件能否弄个水落石出，开始感到焦虑……”“第二次杀人，推断是在二月二十日深夜到次日凌晨，那天已经取消了对东条康子的跟踪吗？”天野检察官的话里边，使人感到稍稍有点忿怒的成分。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两天呢，若是再坚持两天可能会抓到更加确凿的证据——没有参与直接搜查的公审部的检察官具有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搜查总部认为，跟踪了一个月的时间也投有抓到什么线索，总该另外采取新的措施了。正好那天早晨我们开全体参加的搜查会议，而康子就正好在这当儿出去了。”
“这个情报，搜查总部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是那天夜里，到她家去的刑事警察听她家时仆人说：‘太太一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当时证人没有感到奇怪或者预感到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想她丈夫死后，已经过了三十天了，她也不能老是闷在家里。而且据说她说是去扫墓，以后再到帮过忙的人们家里去道道谢。我想她也是应该这样做的。”
“那么，发现第二具死尸的时候，情况怎样？”
“我是在二十一日早晨三点前后在家里接到电话的。当我听说在第一次事件同一现场发现了推断为东条康子的女尸被火车轧碎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立即做好准备，急奔现场，接着就到搜查总部，布置搜查工作。”
“马上就认出了是东条康子的尸体吗？”
“是的，因为幸而面部没有直接被车轮轧着，所以马上就认出来了。”
“另外有什么说明死者身分的遗物吗？”
“有一个手提包，里边只有两千三百四十二元现款。另外还发现有粉脂盒、手帕和其他化妆品等随身用的东西，详细清单已呈报在案。她家里的仆人也说，那个手提包正是那天早晨康子带出去的那个。”
“是在旱桥下边发现了一个男用打火机吗？”
“是的。”
“死尸认定以后，证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日期虽然不同，但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现场，夫妻两人以同样的方法被惨杀，这使我不能不认为是同一个犯人作的案。幸而这次搞清了死者的身分，于是派刑事警察立即奔赴东条家，向因为康子没回来而住在她家的女用人问了情况，和她的亲戚也取得了联系，等待指令下来以后，马上进行了住宅搜查。”
“结果是什么时候大体上确定了是被告人作的案呢？”
“根据从康子那里发现的情书和其他的证据，大体上知道了ⅹⅹ和彦这个人有嫌疑，但他的身分还不清楚。快八点钟的时候，康子的一位叫津川广基的亲属来了，从他的证言里，才弄清了被告的住址和姓名。但派人到被告家里去的时候，人已经逃走了。”
“津川广基是怎么说的？”
“出事的前一天即二十日傍晚，津川在有乐町的茶馆里遇见了康子和村田。津川是一个新剧迷，所以认识村田和彦。这真是老天爷安排的。但是，津川广基说，他并没想到村田有嫌疑，而是出自善意给村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康子死了。”
“村田在电话里说什么来着？”
“津川说他非常惊慌，简直成了半疯狂状态，说了声‘说是我干的！？’就砰地一声把话筒放下了。津川广基感到很诧异，于是马上来到东条家。他听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