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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百分之一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八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延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几而寐。大司空崔发指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二百二十三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理想，那么我们依然生活在阿Ｑ的年代里，那么平等、正义永远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二百二十四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逵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买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卖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逵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逵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庾信文章更老成”、“近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二百二十五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二百二十六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二百二十七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二百二十八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二百二十九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诃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
二百三十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二百三十一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二百三十二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二百三十三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二百三十四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二百三十五
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曰：“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小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识传统吗？——就好像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二百三十六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二百三十七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失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使你认为作者的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二一，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若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批评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和阉割他人的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二百三十八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