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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分享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首先抛弃“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群休，必然遭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抑制甚至敌对。“无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无机文化”，到头来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我保存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底层体验，而且不间断地去体验底层。我清醒地知道这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底层体验和我所体验到的底层，是我开始思考、写作的起点与支点；如果我的思考与写作跟那些文坛学界的名人有一点不同，那么我要感谢它们。记得福克纳说过：“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既然热爱上帝，又怎么能够不同样地热爱自己的邻居，尤其是一个受压迫的邻居呢！”
我也如是想：一个人既然热爱中国、热爱真理，又怎么能够忽视甚至蔑视跟自己在同一块天空下艰难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呢？
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篇文字——不仅因为文章的题目，还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写作状态。
第四辑 火与冰
一
没有嘘声的北大是残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栅栏。一个同学因发出嘘声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旁人不过发些“太不走运”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样，是靠不住的。
齐克果：一个嘘自己的人，一个以嘘自己为乐的人。这正是齐克果的伟大之处。在嘘别人之前，先嘘自己，这是我想对朋友们说的话。
二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三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五十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四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徙。
五
堕落。
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六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七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八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九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望去记。
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十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一
周末，当代商场。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
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二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三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
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四
一九九五年的最后一分钟，在未名湖畔的铜钟前，一群手里拿着小蜡烛的学生围着几位老教授。其中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敲响了新年的钟声，“北大的钟声已经沉睡了好些年，今天，它又响了！”老教授们个个都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笑声朗朗。
我听到了一段对话。某人问：“为什么你们都拿着蜡烛呢？”某人答：“在这样黑暗的夜晚里，我们想保留一点点光明。”
这一夜，我彻夜未眠。耳边是悠远的钟声，眼前是闪闪的烛光。
十五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六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十五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七个精锐团围成了三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井陉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详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蓦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人固有一死。有人重如泰山，有人轻若鸿毛。重如泰山者压在别人的头上，压得别人艰于呼吸；轻若鸿毛者飞向天际，引后人仰首眺望。
十七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分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八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九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匮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诂、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二十
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事，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而今在北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麟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二十一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