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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美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一百五十二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十四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十二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逵、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若曦、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惘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八十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者》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大拓的《牛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山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陈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心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三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Ｘ”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有要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
两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远远地偏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我的故乡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小小的乡长拥有好莱坞式的别墅和豪华轿车，一天能够痛饮两瓶茅台酒，玩三个不花钱的妓女。穷奢极欲的程度，令我想起《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笔下古罗马的末世景象。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十五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剌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麻木与疯狂混杂的动物性的生存，令我想起狄更斯笔下雾都伦敦的贫民区的景象。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因为那里从未出现过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然而，在当代文化的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貌居然像阿伯丁神灯一样不翼而飞。九十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美其名曰“女性写作”；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美其名曰：“杂忆”。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也看到了底层的艰难，但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走后门、请客送礼难道不艰难？带领群众发展经济难道不艰难？
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代文学便丧失了它自身的悲剧性，而走向全盘的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莱奥·洛温塔尔说过：“文学中流行两种对现有权力的截然相反态度：抵抗和屈服。”在强大压力之下的屈服是值得同情的，但主动投靠、眼巴巴地盼望招安则是绝对的可耻。除了莱奥·洛温塔尔所说的“抵抗与屈服”之外，“粉饰”是第三种态度，也是危害最大的态度：它致力于消除底层体验的残酷性，有如鸦片、毒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九十年代文学比十七年文学（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还要不堪入目，九十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当代文学毫不留恋地背弃了现代文学体验底层的传统。由鲁迅开辟的、由许多比鲁迅有着更深切的底层体验的作家延续的这一传统，乃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动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鲁迅的《阿Ｑ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活的中国”来。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用这样的几句话概括“农民底命运”：“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这段话我读了无数遍，每次都有一种切肤之痛。
其实，当代作家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比例较现代作家要高得多。但表现底层的作品却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上面的悖论在这句话里迎刃而解了。当昔日的底层体验成为他们向更高的目标爬升的障碍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活生生的底层体验放逐出心灵家园。当连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也被指派去某地挂职体验“生活”的时候，当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刻意雕琢美文、培养“文化情趣”的时候，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就沦为零或负数了。八十年代曾有过几点星星之火，如方方的《风景》、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到九十年代之后连这样的星星之火也熄灭了。
我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是连锁性的。我曾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上看到逆流拉纤的纤夫，那是真正的血肉之旅。然而这样的血肉之旅在流行歌曲中却被置换成《纤夫的爱》。拍摄精美的ＭＴＶ展示了美丽的山水，肥头大耳的男歌手与甜得发腻的女歌手。画面柔和、饱满、热烈、温馨。我无法听完这首歌和看完这部ＭＴＶ。我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这样真诚、痛切与深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有什么资格触动“艺术”二字呢？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人。在一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工人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上作业。我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死亡几个人。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