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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兰不再是“狗”而成了“警犬”。当集中营撤消后,它的“警犬”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然而,它只能做“警犬”,而拒绝当“狗”。当它昔日的同伴纷纷自谋出路,到各家各户投靠时,它“没有接受过任何人施舍,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命令,没有对任何人摇尾乞怜”,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唤回去重新执行“公务”。它天天呆在站台上,眺望着铁轨的尽头,等待着运送犯人的车厢的到来。
车厢终于到来了,忠诚的鲁斯兰扑了上去,没有主人,也要执行公务呀!它与那群眼中的犯人一直战斗到最后,直到致命的铁锹扬起来。鲁斯兰命中注定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脱离公务。公务在它已要渡过彼岸去的时候召唤它。“当最最忠实的,曾经发誓要为执行公务毫无保留地献出生命的人纷纷背叛的时候,当旗手们本身把执行公务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烂泥地里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公务寻找支柱,向尚存一点忠心者大声疾呼——于是鲁斯兰这个濒临死亡的士兵听到了战斗的号角”。
是鲁斯兰错误地理解了时代,还是时代扭曲了鲁斯兰?忠诚恰恰成为悲剧的核心。鲁斯兰把整个星球都看作集中营,把所有的两脚动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怜的犯人,狗眼里闪烁着“真理”的火花。鲁斯兰与卡夫卡一样聪明,卡夫卡眼里的是一个服从、机械、抽象的世界,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神话中一眼望不尽的迷宫,身份已经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官员和官僚的社会中,首先,没有主动性、创造和行动自由;只有秩序与规则:这是服从的世界。其次,官员只执行庞大的行政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目标与远景他却看不到;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变成机械动作,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事情的意义。第三,官员只忙于匿名和卡片:这是抽象的世界。”实行极权制度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一切工作都在那里被国家化、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条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说鲁斯兰因愚忠而丧命,那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因清醒而丧命。曼德尔施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当代生活中人道主义受到的无情摧残:“众人皆能感觉到向前移动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见高山,高山已将它的阴影抛向我们,我们不习惯社会生活之形式的宏大,而习惯于十九世纪的国家与法的平面,我们怀着恐怖和犹豫在这阴影中前行,不知道这就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的翅膀或是我们应当步入的故乡城的阴影。”他最终被阴影所淹没了:一九三八年他于肃反中被捕,不久死于远东的流放地,尸骨无存。陕西省赫玛托娃的日记中曾记载,帕斯捷尔纳克曾为曼德尔施塔姆而奔走。斯大林亲自接见帕氏,问道:“他是您的朋友吗?帕氏不知道诗友已被定为何罪,不敢答话,斯林林继续问:“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帕氏回答说:“这无济于事。”是的,狗难道因为你是大师就不咬你吗,笑话!鲁斯兰眼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有逃跑念头的犯人。
狗眼看世界,只是角度变了而已,并不会将世界的本质看走眼,赫胥黎说,新世界并不美丽,我相信。
有的时候,人咬起人来,能够让狗都望尘莫及。我想起了一个名叫江青的中国女人。关于江青狱中生活的传闻很多,据说她看到“红色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气得浑身发抖。我想,她的感觉比鲁斯兰好不到哪里去。失去了集中营的鲁斯兰,处境悲惨,“它习惯于在干净的垫子上暖暖和和地睡觉,习惯于有人给它洗澡,梳理毛发、剪指甲、裹伤抹药,在失去这一切之后,很快一落千丈,落到了就是丧家野狗也不如的地步”。野狗避免在火车头的炉渣堆上取暖,鲁斯兰一时糊涂这样做了,结果几天内它最可靠的防寒物——又厚又密的毛弄乱了,开始脱落,爪上布满了搔破和割破的伤口。它一天天地变得邋邋遢遢,越来越瘦,自己对自己也感到厌恶。但眼睛却越来越亮——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狂怒的黄光。每天早晨检查完站台上的岗哨后,它便跑到废弃的集中营去。与之相似,失去了伟大的丈夫的江青同志,不仅没有享受到丈夫遗嘱中当党的副主席的待遇,反而被关进了监狱。她在法庭上咆哮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了一辈子的谎话,唯独这一句是真话。她坚持了二十年,期待的“二次革命”依然没有降临。于是,江青同志终于在监狱中自杀了。
《忠心耿耿的鲁斯兰》显然不是一篇童话式的动物小说。这本书不会给人以任何的阅读愉悦。面对鲁斯兰的炯炯有神的狗眼,有谁能无动于衷呢?
下篇:领袖的真面目
谢夫成柯,莫斯科国际关系大学博士,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部门首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九七三年投奔美国。我一向喜欢看“叛徒”写的书,谢夫成柯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
谢夫成柯出身特权阶级,因此一直受着苏联的精英教育。“典型的苏联教育方法所主张的独立思考及行为,事实上就是指尽量了解规则的意义,然后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任何试图超越规则的冲动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镇压。这套理论有效地制造了许多苏联的现代农奴。”
然而,谢夫成柯逐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不尽相符,只是不敢表达出来,他有同学因此而被开除。大学生必须通过考试,不能向任何理论挑战、质疑或寻求答案。教科书的理论不断遭到修改,因为斯大林常突发奇想,政策一变,昨日的宠臣很可能隔夜之间就变成阶下之囚,颠扑不破的信条转眼就成为异端邪说。“在那个年头,一个人要是错过一场演出,没有把当日修改的‘真理’记下来,很可能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教授们苦口婆心要学生都相信苏联是由工人阶级统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理想中由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天堂的转化时期。然而事实上,除了少数指定的“工人英雄”用作宣传样板之外,无产阶级根本为统治阶层所鄙视。像其他人一样,谢夫成柯眼中的苏联社会一点也不像教科书上说的、电影上演的、报上写的那样,是工农平民的乐园。
谢夫成柯三十岁出头就成为葛罗米柯大使级的顾问,可谓少年得志。他得以了解最高权力机构的运作,也看到了那些“伟大人物”面具后面的丑态。高级官员中最正直的是葛罗米柯,他对苏联体制的忠心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要素,是推动力也是结晶。一次新闻记者问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个性不感兴趣。”赫鲁晓夫说过,如果他命令葛氏“脱掉裤子在冰上坐一个月,他也会一一照办”。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葛氏又拜倒在这名昔日的下属的脚下,勃氏喜欢打猎,葛氏虽无此爱好,但立即将打猎作为政治副业。成了勃氏最好的陪伴。葛罗米柯的政治生涯中,看不到平民的存在。他早上十点乘高级轿车到外交部,再坐专用电梯直升到七楼办公室,直到晚上八点回家。他的女儿形容他说:“已经二十年没有踏上过莫斯科的街道。”葛氏是外交天才,他是天生的演员,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意欲,平常举止严肃沉着,必要时,无论是真是假,也能咆哮如雷。有时他还会装聋作哑,或者摆出高深莫测的状态,此外他居然还能戏谑一番,只是玩笑都开得不太高明罢了。他知道何时该硬何时该软,当西方人士向他提起苏联违反人权的暴行时,他立刻暴跳如雷。他感兴趣的是意念,而不是个人,是政治观点,而不是个人悲剧。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领袖。谢夫成柯欣赏赫氏的活力、通俗的幽默以及开放,希望其能为除斯大林的陋规,使苏联走向自由开放的道路。赫氏虽然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他也试图改革,至少为萧条的社会注入一点光和生命气息。他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工于心计,重实际,却又有赌徒的缺乏理性和冒险精神。他懂得虚张声势,自吹自擂,威胁利诱的伎俩。他明白核战争的可怕,却又忍不住要扩张侵略。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但措施却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有农人的智慧及灵巧,教育程度不高,却有穷根究底的精神。他太容易冲动,容易受旁人的左右。谢夫成柯认为,赫氏的悲剧在于,他无法彻底地了解苏联体制的缺陷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于是,他被戴上“冒险主义”的帽子赶下了台。
如果说谢夫成柯对赫鲁晓夫还褒贬参半,那么他所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丑。“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强烈对比相当令我震撼。”勃氏的衣服剪裁合身,一件法国的衬衫使他显得甚为高雅,他的神态也颇为矫揉造作。这一切与赫氏极为不同,后者总是一身宽松的衣服,待人真心诚意,勃氏一派骄矜自持,观点陈腐,好似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莫斯科流行着许多勃氏的笑话:“有个青年在克里姆森宫外大叫:‘勃列日涅夫是个白痴!’他立刻被捕,判刑十五天——因为侮辱国家元首,附加十五年——因为泄露了国家特级机密。”
另一个笑话是:勃列日涅夫死去好一段时间了,可是契尔年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勃氏自己。
谢夫成柯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九七七年陪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苏期间。“从那张硕大的沉重的桌子后头略略站起来欢迎我们的人,很显然地病势不轻。甚至在握手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僵硬和痉挛。这位当代共产主义世界最有声望的政治人物,双眼迟滞,显示他正在接受严密的医疗看护,七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勃氏一手扶拐杖,耳载助听器,脸上布满了风霜岁月的痕迹。”勃氏开始诵念准备好的草稿,全都是千锤百炼的陈辞滥调,声音就像机器人一样。讨论到防核扩散条约时,勃氏居然回头低声问道:“条约是否已生效?”谢夫成柯想不到勃氏的记忆衰退到这样的程度,当场怔住了。幸亏瓦尔德海姆不通俄语。葛罗米柯赶紧解释说,条约早在七年前就通过生效了。会谈结束告辞时,瓦氏赠予勃氏一枚联合国和平奖章。在五十分钟的会谈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气活泼的模样,盯着金兴闪闪的纪念章像小孩一样咯咯地笑成一团。长久以来,勃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勋章,从陆军元帅的大勋章到列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