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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的犯罪人们的警告。”暴行造就了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吁：“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匐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耍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三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一米五。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墨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覆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一九二八年五月，墨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疵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徒刑。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两千八百四十八页，合打字纸四千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的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如大海，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十二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一九三三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五个月内体重猛减七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地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四十六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藉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二十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四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百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知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豪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邃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外”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上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