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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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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龙性岂能驯
——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流亡者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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