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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中小企业局调研员赵仁春的分析，“目前存在‘六大障碍’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该局对浙江３６２家企业的专项调查显示，有４５．７％的企业认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第一障碍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浙江高企的地价令中小企业发展用地没有保障，第三是税收规定的不合理加重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第四是许多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又令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第五则是仅仅对大企业大集团给予扶持政策，
而使中小企业的“政策失落”感愈加浓重，最后是执法、服务部门的搭车收费和变相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
除了上述的能源瓶颈和投资环境制约的外部因素，浙江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内部自身的问题也日益明显。
浙江境内绝大多数企业从事的是传统产业，经营的是传统产品。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为数寥寥。2003年浙江省出口的微型轴承、打火机等遭到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挑战，虽然赢得诉讼，“但付出的代价不小”。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小玲说。
人才的匮乏使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升级的步履迟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萧山市代表告诉记者，“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方式还停留在家族制阶段，因为对外来人才不放心、不放权、不放手、不放胆。怎么可能留住人才？”
2．
外困：江苏挑战
浙江的压力也来源于江苏，苏南地区的外资注入和新温州模式在浙江的改进推广使两省的区域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去年江苏等省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已超过我省，我们要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实质。”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说。
“苏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苏南的企业鸟枪换炮，走上了科技创新之路。”一位与会的杭州代表在讨论时分析说，“国外大企业的进入，带动苏南乡镇企业产业技术升级，在高新产业链的形成上，江苏比浙江的优势明显得多。”
目前，江苏苏州市不但新办企业直接引进外资，就是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也积极引进外资，进行嫁接改造、改组改制。全市１２９个乡镇中，其中外合资企业最少的也有十几家，多的乡镇要达到一二百家。
２００２年，苏南“四小龙”江阴、张家港、常熟、昆山财政总收入均超过了４０亿元，被称之为“井喷行情”的苏南发展令浙江人心急如焚。
记者获得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参阅件》（２００３年增刊第１１９期）分析说：“浙江的乡镇企业在两三年内很有可能被苏鲁粤全面赶超。”
虽然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浙江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总产值等指标位居全国之首，但与苏鲁粤三省相比，在考核工业经济增长最硬的指标——增加值方面——浙江已显颓势。农业部乡镇企业局２００２年财务决算和统计汇总数据显示，２００２年浙江私营个体企业增加值比去年增长１７．３％，而苏鲁粤三省的相同指标分别为５１．１％、４０．８％和４５．８％。
２００２年浙江乡镇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０６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投入总额的１４．０％，江苏则占到１７．３％。“固定资产投入总量上的优势，为江苏乡镇企业新一轮加快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赵仁春分析说。
从吸引外资方面看，浙江乡镇园区内企业２００２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２亿美元，比江苏少２０亿美元，比山东少１５亿美元，比广东少１６亿美元。“浙江利用外资严重‘短腿’。”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江苏随着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个体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技改投入规模大、水平高、建设快；大企业、大集团多，规模优势明显；利用外资数量大、质量高，乡镇企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十分强劲。”
相比之下，在浙江民营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温州，中小企业却发展乏力。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教授向记者分析说，“温州只有三成的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成长潜能，而七成左右的中小企业成长余地已经很小。这些中小企业由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缺乏做大的条件和动力。它们处在大企业联合、兼并和集团化发展的背景下，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7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4）
3．
对策：八大体系
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浙江省提出努力构建中小企业发展的“八大体系”，围绕融资担保、技术创新、社会服务、权益保护等重点，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根据《中小企业法》草拟的《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在此次会议上颇受各方关注。
浙江省政府设立“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的创业辅导和服务，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技术创新。
江苏省在设立２亿多元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的基础上，决定由省财政再安排１．５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借鉴江苏的资金规模，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建议，“浙江省的基金规模可为全省中小企业上缴税金总额的１％，以后每年再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
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至2003年底，浙江全省已有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１１３家，为企业融资提供帮助。赵仁春向记者分析，“过去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主要通过直接对企业贴息的形式。现在通过出资扶持发展信用担保机构，再由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使扶持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对于浙江省的资源瓶颈，中小企业局则提出“利用再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永康市小五金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金属资源，当地人走遍大江南北甚至远赴俄罗斯——收购废杂铜、废杂铝。２００２年浙江铜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３３．１％，其中废杂铜用量占了一半。“对于资源严重短缺的浙江而言，利用再生资源的同时也凸现了乡镇企业的加工优势。”
外资是浙江的“短腿”，“那就要不遗余力地把它拉长，民资外资两条腿走路才能快。”赵仁春同时表示，江苏在这方面已经捷足先登，一方面我们要学，另一方面，要促使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力量。“要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经济组织的供应链。”吴家曦局长说。
“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人才培训体系，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对此，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正在实施的是利用现有的职业高中、中小企业培训中心，扩大办班规模，会同省教育厅组织中小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选择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培训。
对温州本土人才匮乏的问题，温州有关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的相关规定于2003年逐步出台。当地市委组织部称，来温州落户定居或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由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安家补助费５万元，接受单位相应给予不少于５万元的安家补助费。
浙江省改变中小企业困境决心已下，但是，正如温州市永嘉县经贸局副局长叶如舟表示，“《促进条例》中很多条款在执行时依旧会有困难，需要在修改过程中落实细则。比如‘中小企业促进基金’应当纳入财政部门的预算科目，但中央一级还没有明确。同时，协调产业发展的行业协会，怎样发挥作用和发挥多大的作用都有待商榷。”
温州眼镜商会的一位人士向记者介绍说，温州入会的眼镜企业有１０００多家，只占整个温州眼镜企业的３０％，“因为行业协会的职能不到位，导致协会的覆盖面太窄，怎样增强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形成整个行业的合力在今后一直会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见习记者周扬）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8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5）
从“草根经济”到“森林经济”——浙江民营企业“新射雕记”
一进入２００４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然感到政府对他们的推力。
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民间投资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将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为实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再次飞跃”，浙江正在酝酿一场“民营经济破局”。
1．
居安思危
“‘二次飞跃’是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浙商竞争力的迫切需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在由浙江省政府举办的“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一针见血地指出，浙江民营经济要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必须突破若干发展瓶颈。
浙江民营经济确实是领先的。到2003年第三季度，该省私营企业总数首次突破３０万家大关，个私经济创造的总产值达２１４６．３５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１７２３．６３亿元，个私经济各项指标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０２年，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户数等５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但危机也伴随发展而来。出于对市场的考虑，５年前随着浙江各地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各种交易成本高企，宁波杉杉、温州均瑶、华车电器、凯泉泵业等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将总部迁至上海。
２００３年９月，台州市６０多家销售额１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筹划把研发机构搬到上海，更多的中小型民企也选择跳出浙江，到全国各地谋求发展空间。
温州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灯饰原本都属于三低产品，即低档次、低成本、低售价，因此在产业面临升级之时，缺少完整的产业配套和领先技术，于是温州该行业企业纷纷南下，把公司迁往广东中山。
“在技术支持、信息供给和政府服务等方面，温州要逊于广东中山。”温州某灯具公司负责人裘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他的企业在温州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
“早年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机制优势——市场的机制（宽松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的机制（灵活的决策和分配机制）。”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概括说。的确，当时在全国民营经济尚朦胧的时候，以“块状经济体”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产生了积聚效应，再加上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一切使浙江民企占尽先机。
但已经抢得先机的浙江民企们发现，在国家对民营经济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的大背景下，浙江民企生存的市场机制环境优势正逐渐消失。
2．
民企与政府角色重定位
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苏波透露，尚在制定中的《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将在市场准入、民企融资、民企权益保护、民企监督管理等方面引导整个社会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将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目前，正在对原先各部委制定的民营企业进入的限制性文件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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