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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罗小军）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6节 温州中兴（2）
温州，资本之渔
是改善投资环境，挽留企业和资本外迁的洪流，还是将逐渐长大的“鱼”放到缸外去养？在这场资本之渔中，温州选择什么？
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带着一个１００多人的“拜年团”，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从温州人手里拿到一个３５０亿元意向资金的“大红包”。
近年来，温州市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产业转移的现像不断出现，“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态势”，这次对沈阳的３５０亿元的大手笔也不过是温州人投资的项目之一。“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的确，由于软硬环境的差距，温州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多。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
1．
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企业外迁，到２００１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１０５０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１５４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统计，温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１０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２６％，大大低于全省２．３％的平均水平，而且８０％的科技人员分布在文教、卫生部门，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奇缺”，即使“引进”，也因为没有“充电环境难以留住他们的心”。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的人才结构非常单一，在本地怎么会找到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在温州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正因如此，正泰集团、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报喜鸟西服等纷纷投资上海。“外迁是扩张发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指出。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７０％，占国际市场的１／７。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由于土地紧缺“不可能一下子给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员表示，“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已达１０００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２５０家，预计资本外流在１００亿以上。“客观上看，企业、资本、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员姜新洪认为，内陆地区和西部开发城市更是积极开放，面向沿海城市扩大招商引资。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开亮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招商引资广告。
2．
为何不把鱼缸做大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目睹温州企业外迁，曾建议温州市领导采取措施挽留，为企业改善现有的软硬环境，“鱼大了，缸养不下了，就让鱼到缸外去养。”市领导如此答复。
“政府服务不到位”，一位政协代表这样描述一些企业外迁的原因，“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令不畅，失信于民，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执法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前温州的审批手续繁琐，仅征地就要盖上百个印。审批企业一个项目，要收取墙体改革费、散装水泥费、白蚁防治费、城建配套费等。遇到各种“执法”检查，即使是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心有余悸。一企业主对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烦恼，“有的部门检查名目繁多，还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则“下次检查就格外‘关照’”，而且“逢查必罚，非得你找熟人，买面子”，“我们惹不起，躲得起”。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产用地供不应求，“炒地皮”随之出现，而“个别领导批条子甚至有的公务员参与炒作”，更有企业“通过关系，圈地零卖零租”，导致“真正要土地求发展的反而没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８５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２１家，占２４．７％；属用地制约外迁的２１家，占２４．７％；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４３家，占５０．６％。”
3．
外流新趋势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可以说，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还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即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２０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２０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塑料编织行业的４５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６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龙湾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７０％，占国际市场的１／７。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2004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都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
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可以吗？
（见习记者罗小军周扬）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7节 义乌形态（1）
义乌：颠覆人格化交易
虽然，“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进行发展，并已大相径庭。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
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
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的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专业市场迅速地由鼎盛走向没落的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２０年的风雨后，持续发展、成长……
每周五，胡汉哥俩总要早早地来到义乌市南门街那座临街而立的清真寺礼拜。
胡汉来自约旦，原名叫阿卜杜拉，“胡汉”是他的中文名。来义乌之前，他曾随哥哥在台湾经商，在那里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哥俩到温州做过生意。２００２年４月，他们将公司迁到了义乌。
“这里的经商环境更好些。”胡汉说。
胡汉兄弟俩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座清真寺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在当地经商的穆斯林客商的增加，这座清真寺的穆斯林教徒越来越多，那间清真寺也显得有些狭小了。
近来，义乌市政府不仅拨专款新辟了一个占地５５０平方米的礼拜场所，而且，一座占地１０至１５亩的清真寺也出现在义乌市的近期规划中。这个消息让胡汉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捐助”。
与胡汉一样，每周五前来做礼拜的成千上万信徒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超过半数。他们都成为了义乌人忠实的客户。
如果你漫步义乌的大街小巷，时常会见到大胡子的中东人，黄头发的欧洲人，黑皮肤的非洲人。这些形形色色、说着各种语言的外商，构成了义乌街道上独特的风景。
“这俨然就是开埠之初的上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这样评价。义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模式特点是什么？
1．
人格化交易的是非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2003年下半年，温州ＧＤＰ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而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指出，当年十万温州人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
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远远落在沿海开放的１４个城市后面。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为１０％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２；２００３年１～８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０．８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１／１０，杭州市的１／５。而且，有资料表明，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投资的。200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只有宁波的１／４，杭州的１／３，同时，温州的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