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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也都要依靠随时翻阅历史地图。“文革”时可用书籍有限，手头也没有古今地图的覆盖式图册，因此只能用历史地图和当代地图作大概比较。即使如此，还是学习到不少东西，受益至今。
“文革”中家里都不敢再挂字画了，中国绘画和西洋绘画统统成为“四旧”，许多人家在原来挂字画的位置都换成了毛泽东像和语录，而我则是买了一张当时最大开本的世界地图钉在墙上，也算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罢，这是不会有人指摘的。读地图也就成了我那时的一部分生活内容，没事时可以对着墙上的地图看上半天，久而久之，读来读去，一整幅平面世界可以装在脑子里，滥熟于脑中。甚至常常与人打赌，能闭着眼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位置，那时地图上尚有“锡金”（不丹与尼泊尔之间的小国，也与中、印接壤，一九七五年已并入印度领土，成为一个邦），是地图上可查到的亚洲最小国家，我的本事是常常能闭着眼睛摸到锡金的位置。
中国地图能脱离《山海经图》的原始状态而绘出山川道路等地理位置，当在战国之时；而中国人知道地为球形与经纬线之地球仪，已在元初阿拉伯天文地理学输入的时候。在此之前，为地图学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则是晋代的裴秀和元代的朱思本，这是在中国地图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但他们所绘制的地图仅限于中国的“天下”。让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舆地之图的应该归功于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刊绘世界地图是在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在广东肇庆绘制，后由岭西按察副使王沣为之刊行，分赠朝野。此图虽然粗率，但仍然算是中国人最早看到的世界地图。地图之学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政治的演变而不断丰富的，就以世界地图而言，距我在“文革”中所读至今才三十多年短暂时间，世界又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其中既有山川地貌的变迁、道路江河的开凿，也有疆域讼争的界定、国土分合的划分。所以说，地图是要流动着读的，这种流动就是历史。地图为什么变了？地图本身不会告诉你，去历史中找答案吧！这也就是左图右史的意义所在。
我在有些北京史的讲座中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致的北京旧城地图（仅限于内外城），并且标出北京旧时水域和主要街道的位置，说不上准确，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内外城的地理那么熟悉？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看的时间长了，琢磨的时间久了而已。说到这里，还有件不甚光彩的历史与此有关。
我的小学是北京东城的培元小学，这所培元小学与育英小学同是为育英和贝满两所中学输送新生的小学校，育英中学是男校，育英小学也只招收男生，贝满中学是女校，培元也仅收女生。一九五四年两校打破原来的传统，男女生混招了，我也就成了培元第三届男生。那时培元的老师几乎全部是女老师，她们教惯了女生，温文尔雅，对男生的调皮还不能一下子适应。我在上小学时又经常在课堂上弄些小动作，比如说话、捣乱、在桌上乱画，诸如此类，因此常常被老师拎出去罚站。那时罚站倒是很文明，常常是在教研室或校长室站上一节课。那教研室和校长室是在操场东北部的一座两层小楼上，开始让我们面对窗子站着，后来发现我们这些被罚的孩子不知为耻、反以为荣，不但满不在乎，看着另一个班在操场上体育课，还不免挤眉弄眼地顺势打打招呼，颇有些临窗检阅的架势，于是老师干脆让我们去另一个方向面壁而站。当时教研室墙壁上贴着一张硕大的《北京城鸟瞰图》，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记得看到过比这张更大更细致的北京全图了。这张图大约是五十年代初期绘制的，图上的区域划分还是内×区、外×区的标识。我们这些孩子被罚面壁，目力所及也就是这张图了，何况面图尺五之遥，正是览图的最佳位置。四十五分钟时间，哪里有心思过，只是饱览这张鸟瞰图，北京的街衢闾巷、城垣水域、皇城禁苑、殿宇寺观皆在其中，有些是我居家上学的附近，有些则是我从未涉足的区域，尤其是紫禁城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更是最为憧憬的地方。人在教研室里，心早飞在北京城中。被罚站的次数多了，面壁观图也就成了一件乐事，那张鸟瞰图早就了然于胸中。如果说体罚是教育的失败，那么这种面壁观图不能不说是成功的特例了。
直至今天，我心里仍然装着那张北京城鸟瞰图，那样清楚，那样真切，而且还总是记得当时小小的不解：为什么北京城的西北角缺了一块呢？
返回目录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读书》2006年第9期
一九三九年，因战争疏散到闽中永安县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的一位年轻研究人员，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在距县城十多里黄历乡的一间老屋里，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有数百张之多。他仔细研读了这些契约，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位年轻学者，就是时年二十八岁的傅衣凌，其时刚从日本学习社会学归国不久。一九四四年，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一著作，傅先生为该书写的“集前题记”中，有这样几段话：
我常思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唯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屏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账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既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上引文字，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傅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直至晚年，他还一再提起在永安县黄历乡那段难忘的经历，一再讲到《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在其讨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还再次全文引录了这个“集前题记”。在同一文章中，他也强调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到乡村的经历，对一个立志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的意义（《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乡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对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先生一再强调的“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事实上，在实地调查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既能搜集到极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又可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学术思想。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去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陕甘三省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农村调查。梁方仲先生时年三十一岁，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梁先生受过严格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再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而以研究明代赋役制度著名。他研究明代经济史的直接动因，在于要从根本上理解民国时代的农村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民田赋负担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经济问题的关注，植根于对现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之中。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导言》），也特别重视民间文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梁先生在《易知由单的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书为限。这些材料，皆成于统治阶级或其代言人之手，当然难以得到实际。比较可用的方法，我以为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然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给他们真正的面目。然而这类工作，无异沙里淘金，往往费力多而收获少。除了书本上的材料以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史料，过去不甚为人所注意，就是与田赋有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都是。本书所要介绍的易知由单，也就是其中之一。
梁方仲先生一直重视各种公私档案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