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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张承志主要选择了散文这种释放方式。他说：“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朱苏进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描述张承志的创作风格时说：“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涌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张承志的散文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急剧瓦解和分裂。这个时代急剧的堕落提纯了张承志，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付出了极端、单调和疲惫的代价。张承志意识到鲁迅以笔为旗的痛苦。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吐露：“当同时代的文学家写出一部部文学性的鸿篇巨制时，他不得不以一篇篇杂文为投枪匕首，进入战斗。其实，我是为鲁迅先生遗憾的，然则，那也是他的必然。”他在《以笔为旗》中对无情无义的文学界及其所谓“纯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产生了一种自觉，从而与中国文坛彻底决裂。按照他在《离别西海固》中的叙述，早在一九八四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
一九九三年，他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中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订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
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被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极尽污辱之能事的词，通过张承志的书写和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客》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权力和体制全面认同与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全球化的商业舞台的中心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同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
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为六十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他指出，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绝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宣称，“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
张承志在《南国探访》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轰轰烈烈的“脱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一九七九年匆匆结束了。张承志一直心仪于六十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代、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繁华。张承志背对着中国知识界，背对着“盛世”写作，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野蛮化的世界写作。当有人责难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辨正，作为一位英勇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只不过是拒绝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常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的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他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的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石破天惊的话语：“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
在外国作家中，张承志反复提起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他始终是一个极端的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当资本主义以贸易将地球变成世界，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交换价值纳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换的时候，浪漫主义最早树立起了反抗现代文明的叛帜。它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交换价值和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艺术”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是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鸣镝，而张承志则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雪莱曾经认为，诗人是立法者，是民族和时代的先知。张承志像摩西一样，向人们昭示另一种生存和秩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张承志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的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他在《为〈神示的诗篇〉而作》中写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战，完全是独自一人的义举。”他不断地转移自己描写的对象，不断地变化表现的内容，不断地更新表达的形式。他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二○○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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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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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帕塔的关键词
三十九年后的致敬
为什么是恰帕斯？
萨义德论恐怖主义
和平的真义
似曾相识的敛财大亨们
九个人统治的国度
附：人们因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忧心忡忡？
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病症
融合模式的失败？
经济学的有限性
“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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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帕塔的关键词
□蒋子丹《读书》2006年第10期
明星
看见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司令空缺）马科斯的照片，自然联想起另一个人物切·格瓦拉。切的英俊面孔和挺拔身躯，在他死后的四十年间，以一个偶像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被顶礼膜拜，有时候甚至超出了他的精神所在。切的脸和身体成为符号，作为现代革命明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中，这是不可更改也不能重复的。副司令马科斯要成为切·格瓦拉之后的另一个世界革命明星，需要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他不能放弃做一个明星。后现代时期是明星的天下，一切民众的狂热都离不开明星效应，从世界杯、好莱坞、股票交易到萨帕塔都是如此。副司令马科斯显然深谙此道，他的文字说明了这一点：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得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并在署名之后自我调侃地描绘：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黑色滑雪帽是副司令马科斯的无面之面庞。切·格瓦拉的英俊有目共睹，副司令的英俊存在于从众的幻想里，更加无与伦比。十数年来，副司令面对敌手的威逼、盟友的恳求、拥趸的欢呼，从来没有揭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