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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关涉着“五四的回忆史”隐含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当事人的‘回忆’日渐清晰，而且‘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的大胆介入，势必使其中一些关于“五四”的回忆上升为创作，进而升格为虚构。不妨说这是西方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一派注重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性和虚构性的史学理论在“五四的回忆史”中一次具有群体性的实践。
我由此揣测：作者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新触摸“五四”历史，一个基本动机或许正是对回忆录一类的历史“描述”缺乏信任。在作者看来，回忆录往往是可疑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来说，“追忆逝水年华”时所面临的陷阱，其实不是“遗忘”，而是“创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极高，大量情节“众所周知”，回忆者于是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追忆、一遍遍的复述、一回回的修订，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联翩，继而移步变形，最终连作者自己也都坚信不疑。面对大量此类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丢弃了太可惜，引录呢，又不可靠。能考订清楚，那再好不过；可问题在于，有些重要细节，根本就无法复原。“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
作者之所以称自己的“五四”叙事提供的是一“开放性的文本”，正基于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的判断。当事人在后来对历史的叙述与回忆，即使不受制于记忆力的影响，也无法不受制于当下的时尚、政治风向以及学术评价的潜在制约，于是回忆录中难免回忆者当下的喜好、臧否、认知、价值倾向的介入。同时事后的追溯中具有一种堪称是本体性的“回溯性差异”，这种差异即是当下与过去的时空跨度带来的逆差，从而使回忆者产生出一种历史是向今天的我走来的幻觉，流行于今日中国文坛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具此种幻觉。这就是回忆本身的带有本体特征的复杂性，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又是基于当下的“建构”。而正是基于对人类记忆与回忆之本质的自觉体认，使陈平原对“五四”的历史重建首先建立在一种反思性的前提与基础上。
历史叙述不啻与历史和先人对话，这固然要求对话者本身的能力与资格，但有时机缘遇合也是重要的。当历史机缘不期而至时，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瞬间的研究者才不会与机缘擦肩而过。正像孙歌翻译本雅明的一段话所说：“过去的真正形象，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于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因为，面对着过去的一次性形象的，是现在；只要现在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形象就很容易消失于现在的每一瞬间。”（《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289页）《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第五章《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与第六章《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似乎在为本雅明的论断做有趣的注脚。这两章处理的诸多个案有一部分正源于机缘巧合。例如当年胡适删改《尝试集》的底本以及鲁迅和周作人为胡适删诗的史料的新近获得，以及北大图书馆聘请作者前去鉴定，就直接促成了“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一文章的问世。又如作者在国外访学对老北大讲义的发现以及对傅斯年批注章太炎《国故论衡》考证，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成分。但是对这些新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则表现出作者把握进入历史瞬间的学力和洞察力。有时参悟历史也需要某种顿悟的功夫，如作者叙述自己在即将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的《国故论衡》还回去的一刹那间，突然醒悟到书中的批注者乃傅斯年，由此方有作者对傅斯年传记研究方面较为薄弱的“傅斯年前史”的建构，“最后思路陡然一转，变成追问傅斯年为何将此藏书遗留在伦敦，此举有无象征意义”，如此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确像作者所说的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侦探小说。
这些“旧纸堆”中的资料考证与个案研究使五四文化格局获得了新视野：“所有这些‘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部分颠覆或修正了我们原先的文学史／文化史想象。”（265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触摸历史”的另外两个面向：即“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如在《学问该如何表述》这一章，作者通过对章太炎的白话文真伪的详实考辨，展开了对述学文体的思考，进而则想象章太炎白话文这类论学文章所开启的有可能是五四白话文产生与演进的不同于胡适《逼上梁山》等传统论述的另一个线索，堪称所谋者大。而通过周氏兄弟为胡适删诗的史实，作者考证了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操作过程，并论证了《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维度冲突与对话的产物。作者实践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具有方法论特征的思路，即“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5页）。从细节、文本和个案的小处入手，获得的则是崭新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叙事，是对历史新的线索的重新勾勒。而本书中诸多个案和具体议题看似独立，彼此间却暗自呼应对话，总体上建构了新的“五四”面貌，编织了新的历史想象和宏大图景。这依旧是“回到现场”，不过是有别于“五四”那一天的有形现场的一种无形“场域”，如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及思想、制度、政治、文化的诸种场域。在我看来，作者对无形的场域的重建更见功力。
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忘却了年鉴学派也是具有“长时段”和“总体史”眼光的。陈平原的“长时段”体现在晚清与“五四”的全盘视野，“总体史”则体现在为“五四”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增添新的想象空间。在这种总体史和长时段视野中，所有的历史细节都被重新点燃与照亮了。
我这里运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视野解读陈平原“触摸历史”的方法论，而作者本人却称“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即钱钟书与金克木在“边”上做文章的思路以及陈寅恪的“对古人的同情与体贴”的态度。作者更强调传统史学对自己的影响，也许不是因为所谓“影响的焦虑”在发生作用，而是体现出作者一种亲近传统的姿态。“同情与体贴”中蕴含的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对历史所抱有的一份情感和体认，更是传统治学的境界和长处。但我的一丝困惑在于，对“同情与体贴”的侧重会不会导致放松对古人的要求？譬如我认为陈平原先生在论述《尝试集》时，对什么是“经典”的界定或许有些宽松。自然，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胡适的《尝试集》有着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换一种审美的尺度，《尝试集》的经典地位就岌岌可危。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诸如考察唐诗宋词那种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时间距离？抑或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32。00元）
返回目录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胡景敏《读书》2006年第1期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