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枨ＥＶ校｝中”。然而，此牵牛却非彼牵牛，不是那个在银河东岸跟织女隔河相望的牵牛，而是指二十八宿的牛宿。
原来，在古书中，在银河边那个牵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河鼓，《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其所谓牵牛，指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而其所谓河鼓，才是银河边的牵牛，故《史记索隐》引《尔雅》说：“河鼓谓之牵牛。”银河边的牵牛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有名河鼓，而牵牛之名又何以一名而二星，既指银河边的河鼓，又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曾成为中国天文史学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尽管各家对此现象的解释各有千秋，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银河边的牵牛（河鼓）才是真正的牵牛，最早的牵牛，先民们最早所关注的正是这个牵牛。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亮度很低，放眼望去，在满天繁星中毫不起眼，根本不会引起农耕先民的关注，因此最初也不会被农耕先民用为纪时的依据。只是后来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由于原先的牵牛星位置比较靠北，远离赤道，而为便于观察，二十八宿必须位于赤道附近，因此，后来的天官就在牵牛的南边临近赤道的星空中，找到另一组星，取代了原先的牵牛，而为了区别，原先的牵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那么，银河边的这颗星何以被命名为牵牛呢？“牵牛为牺牲。”牺牲指牛、羊之类在祭典上宰杀献神的牲畜。《天官书》所谓“牵牛”，所指自是二十八宿之牛宿‘‘‘，但却也足以表明，牵牛一名的意义是源于牺牲，而这就意味着，银河边的牵牛亦取义于牺牲。《月令》就提示出牵牛之得名与牺牲之间的时间因缘。牺牲的饲养生长有一定的周期，每一个阶段，针对牺牲，都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对此，《月令》中有明确的记载：春天，万物孳乳，牲畜繁育，故到了暮春三月，需要统计幼畜的数量，“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夏秋之交，草木丰茂，刍秣收割，故“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臣民贡献牧草以为养牲之饲料；八月，仲秋之月，正是动物膘肥毛丰的时候，于是天子“乃命宰祝，循行牺牲”，循行牺牲，察其体量毛色，合规中度的牲畜才能用为牺牲；九月，暮秋之月，牺牲已经长成，故“牺牲告备于天子”；到了腊月岁末，就该是宰牲祀神，举行一年一度的郊天大典的时候了，于是，天子“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只飨”。诸神降临，馨享牺牲，降福穰穰，给芸芸众生带来太平和吉祥。八月“循行牺牲”，而此时昏见南方的中星，作为视牲之月的时间标志，被命名为牵牛，可谓顺理成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功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最高点了，岁序也就随之进入八月。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男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以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熟蒂落的季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良宵一度，依依惜别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泪水化作雨水，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总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来自织女的泪腺，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中国大地连绵细雨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七月说：“完堤坊，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田地絪緼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复始重复上演的戏剧。每年七夕，牛郎织女天河会，不过是这场戏剧中一个哀婉多情的片断而已。
七夕故事和风俗的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秋天的节日，七夕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七夕却初与爱情无关。七夕，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拉开了秋天的序幕，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秋风起兮，繁华落尽，万物萧条，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七夕非爱情的季节，因此，在古人的观念中，七夕对于婚嫁，并非一个吉利的日子，牛郎织女的爱情，也并没有花好月圆的意味。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占卜简书《日书甲种》就有以牛郎织女为占的条目，一条说：“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条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七夕故事，对于爱情和婚嫁而言，原本是凶多吉少的“下下签”，是抽不得的。
时下国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原因之一是为了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把七夕当成情人节，可谓数典忘祖。本土意识为了回应外来冲击而“复兴”传统，却不得不参照外来文化而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因此反倒使“传统”成了外来文化的拙劣模仿。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花朝、春社、清明、上巳等等在内的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们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
返回目录谈《红》说“李”双飞翼
□杨竹剑《读书》2006年第11期
王蒙《双飞翼》一书，自称乃“谈《红》说‘李’文章”。五六七八年来常摩挲把玩，渐渐悟出王君心有灵犀，会通古人，从李义山绝唱精品中，读出红楼诗意。其文可圈可点，其说当世无两。但读到《双飞翼》书中另一段话，我对李诗曹文双翼之说，颇为困惑：“《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喜欢王维，喜欢李白，喜欢杜甫，喜欢陶渊明、庚、鲍、阮等前朝诗人，不喜欢相对比较雕琢的李义山，但仍肯定其留得残（枯之误）荷听雨之句。”王君判“残”为“枯之误”，才女“喜欢”的程度也因“误”而打了七折八扣。果如是，则李诗曹文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林姑娘这里就很难通过。而我认为“极见功力，极见情采”的一段好文章，也岂非白说？意有未甘，小心求证，重读《双飞翼》，几十页读下来，不断遇到这样的文字：“阅读《红楼梦》是人与世界的直接对话”；“《红楼梦》一上来就写石头、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一下子就回到了世界的本初”……类似言说多多，一言蔽之，《红楼梦》至大、至真、无尽、无穷，因而至美。所以大观园里容得下李义山的“城池叠嶂、路径曲折、形象缛丽、寄意深遥的艺术世界”，义山诗的艺术世界里却不可能有大观园至大至真无尽无穷开辟鸿荡气象。二者相较，不能不承认美有档次而非关人工。义山诗固属高档精品，但在“世界本初”跟前，大略近似一盆案头清供。生长于灵河畔的绛珠仙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生命本初世界，养眼怡神的案头清供，实在太小太小，“最不喜欢”这种主观感受，便可以理解。但无碍于义山诗独特品格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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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读书》2006年第12期
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也喜欢过战争和军事，在那个年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孩子们能看到东西，从连环画到电影，十有八九，枪炮声声，打成一团，让你不喜欢都不行。不过，多数人成年之后，也就淡了，可我却迷得相当久，从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看到名将的传记，最后还啃了一阵兵书，从中国的五经七书到国外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甚至柯林斯、哈特的著作，都有所涉猎。最早接触《孙子》是1975年，那年出了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孙子兵法》，里面不仅有注释，而且还加了若干古代的战例。只是这本书编的实在太滥，注释不说，连战例都写的七颠八倒，错误百出。记得当年我看完之后，还提笔给编者写信抗议。
我的“兵学生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读了那么多兵书，看的时候劲头倒是不小，但却基本上似懂非懂，甚至越读越糊涂，让我最后知难而返的，恰是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因为研究解释它的人太多了，大家持久地起哄，一窝蜂地弄出来那么多相关的书，我明白的地方，大家都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