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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结束了。在对待日军态度上，冯玉祥认为蒋太软弱，对蒋颇有些看不起；在战后分划地盘时，蒋又将冯军在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夺回的原来的“属地”平、津、河北划给了阎锡山，使冯大为不满；在军饷待遇上，蒋的第一集团军比冯的第二集团军高，并有保障，又使冯愤愤不平。特别是在战后编遣部队上，冯军作为蒋、冯、阎、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人嫉视，并直接受蒋的暗算和抑制。于是蒋冯矛盾公开化了。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面应诺桂系“出兵30万相助”，另一面却等待观望，以期蒋败后再坐收渔翁之利。谁知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蒋收买而很快溃败，冯玉祥投机不成，只得起兵讨伐有约在先的李宗仁。但这时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虎将韩复榘在战中被蒋暗暗收买过去了。蒋桂战争后，蒋对冯军压制愈甚，蒋与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终于促成冯、汪、阎联合反蒋以及1929年到1930年的中原大混战。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叛离冯军，使冯玉祥声威大落。5月24日蒋介石命令拿办冯玉祥，冯军只得退守潼关。10月中旬蒋五路进兵，压迫冯军，遂发生蒋冯中原之战，冯军于11月败退。1930年2月阎锡山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讨蒋大计，讨蒋联军形成，3月9日冯由晋返潼关，着手部署作战，他将各省军队共26万人悉数调出，并分兵七路出击，决心与蒋决一雌雄。蒋介石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5月11日起，冯军与蒋军开始大规模接触。战中讨蒋联军第三方面军万选材、孙英等部支持不住，刘茂恩又为蒋所收买而倒戈，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冯只得命令集结在郑州的机动预备队提前投入战斗。几经努力，联军方才稳住阵脚，又激战十余日，遂使蒋军全线动摇。6月10日，冯军对平汉线蒋军发起总攻，两日后蒋军向漯河以南败退。随后冯玉祥将主要兵力移向豫东，企图以口袋战术歼灭在陇海线的蒋军主力。6月下旬蒋介石亲赴柳河，以3万余精锐部队在陇海线发动新攻势。冯玉祥命令部队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以期全歼。由于蒋介石提前得到情报而冯军左翼又未严格执行冯的命令，因此蒋军虽遭沉重打击，但大部仍突围出来。冯军发展顺利的同时，阎锡山的晋军7月却在山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冯军欲驱东进，奇袭蚌埠和宿县，截断蒋军后路，以定下胜局。谁知阎锡山另生异心，其兵站总监部拒不发给饷械给养，使联军失去一次良机。缺少弹药粮食和阎锡山处处掣肘，迟滞了冯军的行动。在胜败未分的时候，冯玉祥通过分析整个战局，断定打通陇海和津浦线、与晋军会师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而攻下徐州又是打通陇海、津浦线的关键。于是他定下决心，将几乎全部军队都摆在陇海线，在部分晋军（包括十几个炮兵团）的配合下，争取一举拿下徐州。8月6日，冯玉祥发出总攻令，冯军分七路开始行动。但是战役打响后，配合作战的晋军行动迟缓，十多个炮兵团也不能及时有效地支援冯军作战，加上连日大雨，战区一片泽国，补给跟不上，冯军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作战，官兵过度疲劳，终于停止了攻势。蒋军得到喘息机会，抓紧时间稳住局势，调遣援军，并派精税部队进入河南，威胁冯军后方。徐州未克，冯玉祥认为只要联军士气不懈，将重兵调到河南战场，仍有取胜的希望。谁知阎锡山态度消沉，不愿继续打下去，并密令陇线上名为由冯玉祥指挥的晋军撤向黄河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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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8）
9月，联军张学良等人又通电拥蒋。这样，蒋介石便以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前线士气涣散。所以尽管冯玉祥最后还想来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终因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向蒋投降和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重重包围而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30年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决定下野。此后，冯军各部有的被蒋解除武装，有的接受蒋的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就此土崩瓦解了。
三、保本色淳朴正直冯玉祥的这些特点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他被人看作“怪物”冯玉祥祖辈贫穷，历经磨难，他的童年是在保定附近的康格庄挣扎过来的。成为一名高级军事将领后，他身上还保留着普通农民和下层兵士的许多优点。他为人正直坦率，爱打抱不平，生活简朴，热爱学习，厌恶酗酒、赌博、抽大烟和逛窑子。抗战文艺中独树一帜的“丘八诗”为冯玉祥所创造，连这种诗都采用的是质朴清新的民歌情调和音韵，生动地反映出被人们称为“民主将军”、“布衣将军”的他的鲜明性格。1940年5月，冯玉祥在诗作《我》中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这是对自己的写照。
冯玉祥的这些特点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他被人看作“怪物”。还在直系军队时，有段时期西北数省连年灾祸，人民啼饥号寒，苦不堪言。吴佩孚却大摆宴席，为自己做寿。当时许多人趋炎附势，争送贺仪，而冯玉祥却派人送去一坛清水，坛口封条上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吴佩孚看后不禁勃然大怒。冯玉祥对那些位尊权重的军阀从不阿谀奉迎，对一些对他奉迎讨好、诱之以利的人也常常给予严厉惩罚。早年间他曾抓到一个叫孙景山的土匪头子，孙企图送3000大洋以通融通融。冯玉祥听后不由无名火起，立即借来一把大刀，把孙景山拉出去，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头。冯玉祥长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力求为官清廉，多有政绩。他常常不坐车轿，步行去办公署，有时还骑着脚踏车去四处办事；吃饭仅一菜一汤，若有来客，每人加一个菜，不备烟酒。为父母迁葬时，他也除去一切繁文缛礼，没有惊动众人，自己买下一块地，亲自抬棺，由兄长在前面打幡引路，简单地把事办完。1922年5月，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
由于经过赵倜的搜刮压迫，当时河南百业凋敝，哀鸿遍野，民众生活极其穷困。
为了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他便在详审地方实际情况后，拟定了治豫大纲十项，即：（一）赈恤战区灾政，俾免流离；（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冯玉祥把这十项大纲作为自己最低的施政标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河南的匪患兵灾问题大致解决，民风和地方经济亦有所改善。
冯玉祥非常好学。十岁时，父母下狠心让他读了私塾。可是由于家境实在窘迫，仅一年零三个月他的学塾生活便结束了。这成为他永久的遗憾。身任高级军职后，学习成了他的癖好。对冯玉祥的好学，郭沫若曾这样评价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几句话，是冯先生一生所奉行的生活原则。”冯玉祥在失利和失意之后，曾几度隐居山西汾阳和山东泰山等地潜心读书，而这几次学习对他都大有裨益。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由郑州退到晋城，后定居汾阳峪道河。在这里，他与部下经过一段时间研讨，看出了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鲜明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系统地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他每天早晨四点准时起床，稍事漱洗便外出散步，当太阳升起时他已经入席就读了。冯玉祥请了汾阳军官学校的几名教员分别讲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他对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区别非常感兴趣，并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思想是乌托邦。经过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认识，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并开始主动和共产党人交往，他同意共产党在他办的汾阳军校中发展组织，并卖掉在北京的一所住房，购得一部电台赠送给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朝起看日真正乐，红润如盘光闪烁。懒人此时睡正浓，不见日出见日落。吁嗟乎，举国尽将朝气提，国家何至见衰弱。”这是冯玉祥这时写的一首“丘八诗”，也是他努力上进情绪的真实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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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9）
1933年8月，在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后，冯玉祥离开察哈尔，赴泰山修学。他将原来的研究室扩大，采取报告会、讨论会等形式开展学习活动，内容有政治经济学、国内外形势、财政、外交、文学等。他还经常聘请共产党人、进步学者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李达、邓初民、陈豹隐、陶行知、陶希圣等人，到泰山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中国社会问题、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物理、生物、天文等课程。对于冯玉祥的学习精神，翦伯赞曾著文回忆道：“……他除了早晨读圣经和英文不算在内，每天有七小时是坐在教室里做学生。
从上午八时到十二时，下午二时到五时，都是他上课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任何客人都不接见……。”“冯将军对于学习，非常认真，他并不是随便听听而已，而且自己做笔记，我永远记得他戴着一副玳瑁框的老花眼镜，拿着一枝毛笔，一面听一面记的神气。他不仅自己做笔记，也要他的同学（指冯玉祥的部下）都做笔记，为了怕他的同学不做笔记，有一个时候，他派鹿钟麟将军为笔记检查员，每天检查听讲者的笔记。
”翦伯赞还把冯玉祥与蒋介石作了对比。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
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相片，结果没找到，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蒋介石看后连连称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当冯玉祥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赶忙转过话题以掩饰自己的无知。
通过读书和总结几十年戎马生涯，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如能打破私有制度，就是真道德。”他还将总结的“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写成正楷大字，作为自己的警训。在隐居时期，为了实现他决心的“不可说了不算，不可动摇，不可忽然如此，忽然如彼；须咬定牙关，不可稍有松懈！”冯玉祥出资为农村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