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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外围，为了减少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多次倡议和平谈判。阎锡山仍然坚持反人民的立场，拒绝和平谈判。次年初，阎在招待几个外国记者时，在桌子上安置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中间指着这些小瓶对记者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11月，其所属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与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商谈和平起义，阎锡山设计将二人抓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将太原铁桶般地包围起来。阎锡山看到灭亡只在旦夕，但为了稳定同伙，与人民为敌到底，他还狂妄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加紧图谋逃离太原。他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以为脱身之计。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太原，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统治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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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3）
阎锡山逃出太原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0月，他与李宗仁逃窜重庆，在四川推行所谓“总体战”，制定了“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重庆解放后，他又逃到成都，兼任了国民党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国战斗团”团长。12月8日，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威逼成都，他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1950年，阎锡山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要重返太原。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死于台北。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名冯基善，曾是西北军阀，后来成为著名爱国进步将军。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
冯玉祥少时家境窘困，11岁时，其父所在营的管带（相当营长）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后正式入练军当兵。6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先进，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伟健壮，勤学苦练，颇得赏识，仅3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相当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陆提拔，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
1911年前后，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投入辛亥革命，参加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拘禁，随后递解回籍。1912年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陆部奉命围剿白朗，冯玉祥升任第七师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从这时起，冯玉祥逐渐在中国军界和政界发达起来。
一、起行伍练兵有方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无论在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前还是形成后，他都始终如一地抓教育训练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一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根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岁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目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
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尿，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打”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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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4）
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入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无论在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前还是形成后，他都始终如一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冯玉祥训练部队主要有两个时期。1917年7月，冯玉祥率领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不久他受委兼任湘西镇守使。常德两年使他能够有条件正规地抓训练，这段时间是他练兵的“第一个时期”。
冯玉祥在“第一个时期”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教导队培养干部。
教导队分军官、军士两班，学员是从优秀勇敢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军官班开设战术原则、野外勤务、筑城学、图上战术、简易测绘、干部演习、讲话演说等科目；军士班开设有战术原则、应用战术、简易测绘、野外勤务、射击教范、数学等。第二，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冯玉祥要求军中人员不分文职武职一律参加训练，注重练习实战需要的劈刀刺枪、拳击、越障碍等技术动作，以及加强体力的器械操。在训练中，冯玉祥要求教官采取七道步骤：（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用这种方法来巩固训练效果。冯玉祥还搞了一套训练组织检查措施，即由参谋处规定科目，军法处负责考核，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年终一总考。第三，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阅兵每周搞两次，冯玉祥亲自督促检查；每月两次行军，风雨无阻，官兵均得参加，每人负重48斤，接连走七天，每天走120里到140里。有时还组织泅水训练。
当时军中官兵95％以上都是贫苦家庭子弟，自幼失学，冯玉祥把丰富官兵的普通常识、多识常用字、加强阅读能力当作治军的注重点之一。他组织秘书、参谋人员编了军人读本，内选古今名人名作一百多篇。学习方法根据官兵的文化程度，分段讲授，既讲解，又背诵、默写。规定五天熟读一篇，一月熟读六篇，每月一考。连长以上军官由冯玉祥亲自查考。军中还设立了程度较高的“汉文研究班”和读书会。为了阅读和翻译外国军事名著，又组成了英文班和日文班，挑选官佐参加。冯玉祥还很重视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训练。他经常向下属官兵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组织人员并亲自动手编写政治教材和歌曲，如《精神书》、《义勇小史》、《告往勖来篇》、《国耻歌》等，还将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原条文写成字帖，既使官兵习字，又使其不忘国耻。在这段期间，冯玉祥与基督教有较多接触，耶稣的救赎精神和《圣经》中“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等教义使他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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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5）
于是他将基督引进自己的部队，把它作为向军人进行精神训练的内容。后人称他为“基督将军”即起由于此。
1922年冯玉祥拥有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兵力。这年10月，他被黎元洪总统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事的闲差，这又使冯玉祥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人称这是他练兵的“第二个时期”。
在这时期，冯玉祥训练部队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改进。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