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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
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
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
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
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
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
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信任的力量
信任的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