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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
在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这三个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亲的严厉、细致、直接控制，仅仅留在儿子的童年时代，而在少年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别，让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母爱之中慈祥、温柔、关切的一面。这让儿子感受强烈，甚至把母亲昔日的严厉和专横都变成美好的记忆。
那些少小离家的“微软小子”谈到自己当年的感受，都曾说起，他们最初有一种解放、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还有一些“微软小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才有机会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远走高飞的感觉。很多孩子在高考时一定要寻找离家遥远的学校，就是觉得父母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的日子，简直无法容忍。
说来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鼓励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造就了两代人之间的亲近感。
难演的角色
难演的角色
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
——沈向洋
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认，母亲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种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他从那种期望当中感受到压力。所以，他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母亲去上夜班。”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晚上。当他有了儿子以后，不免常常揣摩儿子的心思，将心比心，于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孩看见我不在家可能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他还是认为家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回忆道：
父母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也不是他声音大，有权威，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断地影响着你。别看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后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我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清苦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亲，家里别的人都是农村户口。你可以想象，读好书对我们这个家庭有多大意义，那就是跳出农村了。小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就特别理解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
人啊，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一辈子，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个人从小到大，肩负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老师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去上学，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都有一点这样的信念在里面，让我觉得输不起，过去是输不起中国人，现在就是输不起外国人。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但问题在于，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这种状况就非常难改。现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的，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了，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说不定就有这样的想法。
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来越难扮演了。他们整天都在问自己：怎样为孩子的明天做准备呢？大街上到处都有教导他们怎样养育孩子的书，每个星期有十几种，每年有几千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后离开他们，从《胎教》到《高三家长》，全都有，可是他们还是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孩子们的明天既不能预料，也不能理解。
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驱使下做这做那，从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变成负面的形象，成了他们口头上轻飘飘地说的那个“我老爸”。
现代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复杂，人们面临多样化的选择——从职业到伴侣，从手机的铃声到住宅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样的人：读书、考试、分数、小学、中学、大学、一份由教育系统认定的好文凭，和一个用社会标准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师、专家、媒体，还有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构造出来的教育体系，整齐划一，就像张益肇说的，是“一条生产流水线”。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工业化社会的经典特征：标准化。你看看过去20年里父母和老师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许会想到流水线旁的工人在关照自己的产品。产品每天都在流动，工人盯着它们，目不转睛，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安装同样的部件，完成同样的程序，然后依据同样标准来检测。其间充满紧张、单调、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铃声响起，长出一口气，看看眼前的劳动成果，又看看身后的流水线。送进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经过他们亲手塑造，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
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现在，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梦想。孩子聪明就是自己聪明，孩子快乐就是自己快乐，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学就是自己圆了“大学梦”，孩子出人头地，自己也就能够扬眉吐气。
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给他们指导，那些率性而为随遇而安的孩子则嘲笑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天底下当老子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无外乎两种类型，”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样说：“一种埋头苦干争名夺利，另一种连争名夺利的本事都没有，却把这种无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期望值”
“期望值”
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引自吴苾雯《高三家长》
面对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孩子读高三的那一年，就会达到顶点。
面对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听话的孩子，也会感到压抑、沉闷和痛苦，这种感觉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读高三的那一年，也会达到顶点。
是什么东西让父母那么焦躁不安？是什么让孩子那么压抑、沉闷和痛苦？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
有一项在高三学生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当这些学生每天放学走进家门的时候，父母第一句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试得了几分？”
吴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长》一书中公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有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孩子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坚的妻子徐芬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那一天，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王坚曾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他认为，“期望值”是可以作为教育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的。在他看来，“微软小子”的父母们，也都是怀抱期望的父母，这一点和别人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
“试试看。”“不要……”
“你真是棒极了”“你怎么这么笨！”
“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考了几分？”
“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这是为你好。”
“我相信你。”“你胡说！”
“你一定比我强。”“让你干比我自己干还费劲。”
“你能行。”“你不是那块料。”
“你喜欢做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
“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上面这个表格中列举的内容，存在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年轻人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说这是他们对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面前说“应当说”的话，不说“不应当说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快乐，也更杰出。
严格好？宽松好？
严格好？宽松好？
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
——林斌
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