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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苏联大使商谈这件事。但是苏联的价钱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满足于一个中立协定，他坚持要中国和苏联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苏联人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5）
甘博士向我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条件。我叫甘氏通知苏联人，我们和所有友好邻国诚恳相待，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苏联大使粗率地回答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议为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派甘博士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了美国大使，并且请他发表支持的声明。这本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旨在取得苏联势力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与我求得和平解决的谈判本钱的，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作了错误的报道。白皮书是这样写的：
1949年1月23日，代总统的代表要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告美国公开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和苏使馆取得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这项草案于数日前由苏联驻华大使带到莫斯科，这三点是：（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在就这三点进行的谈判中可以增加本钱。（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1949年8月，第293页）
这错误的陈述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太敏感，也可能是由于有些中国人散布谣言想迫使美国人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据我回忆，我和苏联人的所有接触仅仅限于和罗申的简短谈话。在1949年我们根本没有和苏联人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谈判。
由于无法和苏联人和解，我们这段时期的外交活动集中在美国人身上。我们经常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接触，司徒雷登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我在北平工作时，经常和他共餐，他也请我去燕京大学以答谢我的盛意。我还认识了傅泾波先生，而此后，在我留在北平的时候，他成了我的行辕中的常客。
就是在早期，我就与司徒雷登讨论过了美援问题，但是这位未来的驻华大使总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蒋氏引退后，我和他在南京又有接触，我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我强调地请他注意蒋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的事实，并向他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我提醒美国大使说，如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他们只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头衔。但大使很顽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绝不能改变。
我和美国外交家的接触在和谈进行时达到（禁止）。虽然我知道取得美援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美国至少会给我们道义支持。在4月中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次长谈中，我建议他以大使名义为我举行茶会，邀请英、法大使出席。承蒙司徒雷登大使好意，按我建议的那样做了。在茶会上，我应大使的请求发表了讲话，英、法外交使节也在场。
［附注］由于大部分文件都已丢失，已记不清此次聚会的准确日期。但根据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聚会是在4月17日，英、澳、加大使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大使未能准时到，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大使也邀请了。参看司徒雷登著，《在中国的五十年》，第231页（纽约雷腾出版公司，1954年版）。
首先我说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政府一直诚心诚意地争取继续和共产党的和谈。我们希望共产党和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我强调说十月革命后一开始，西方的民主国家力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二次大战后，苏联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整个东欧，开始了对西欧的“冷战”，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我说，如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着崩溃。我请西方国家注意中国在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会占枢纽地位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应该低估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也不应袖手旁观。
在结束时我诚恳地说，我的政府并不向美国、英国和法国请求物质帮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们会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尊敬的本国政府，强调我们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更具体地说，我敦促三位使节发表联合声明，对目前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表示深切的关怀，我请三国政府表示他们衷心的希望，希望谈判会导致和平解决。这样中国和全远东的和平能维持住，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将会给予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相当大的鼓励，也将充分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
当我讲完话回到座位时，我瞅了一眼美大使，希望他会附议，想不到，司徒雷登采用滑头政客的通常办法，他避免看我，而邀请英外交使节代表三人讲话。英国外交官员作了简短、措辞谨慎的讲话，他的讲话把我的要求搁在一边，显然回避一切问题。这使我意识到西方已决意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垮台。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6）
同时我们试图和美国政府直接接触，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博士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向蒋先生请示。白崇禧曾数次向何应钦和我建议要换掉他，但何应钦的神经太紧张，没有溪口方面的允许，他不敢采取这一行动，即令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一位能干负责的驻美大使，也无济于事，因为蒋存心想看着我们完蛋。
此时美援是唯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南京政权从蒋转到我这一事实给有效用药创造了条件。竞选副总统时，我曾对人民许诺说将给中国带来民主改革。蒋先生走后，人民都望政府中的腐败也随着走了。我任总统头两月中，到处都有繁荣和欢乐的景象。如美国国会和白宫领导人目光远大，立即更改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之局势，并提供贷款给我以制止通货膨胀，整个局势恐已大变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公众对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装部队士气的重新高涨，我们也可能成功地保卫长江，并在政府中实行有效的民主改革，这样我们才能与共产党在谈判中最终求得和平解决，至少可使半个中国得以自由。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有吭。就在这时，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共产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今天我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在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了一些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做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江南战役（1）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