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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设计也反映了日本海军的防御思想。从第一艘轻巡洋舰“夕张号”起，日本海军就开始建造从舰首到舰尾干舷几乎一样高的、外形独特的平甲板型军舰，其理由是，这样的军舰最适合在本土附近风急浪高的海上作战。
海军首脑们一味追求的是，竭力使军舰在所设想的特定形式的作战中在质量上处于优势，以此弥补日本无力跟美国在数量上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在阻击作战中以战列舰为主进行舰队决战的特殊战术体制，这就是强调以战列舰为骨干的“均势舰队”原则。
通过艰苦不懈的训练，这些战术思想彻底而全面地灌输进整个日本海军，并在具体运用上达到了高度熟练的水平。苦心经营的结果，终于建成了这样一支海军，它对自己的战斗力所具有的自信心可以从这样的口号中看出来：“我们不指望敌人不来进攻，但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以迎击来犯之敌。”
然而，日本海军的准备仍然没有超出防御范围，其目的是只求保障安全、防备来犯和维持和平。自然，海军首脑从来也没有过类似攻击遥远的夏威夷的想法，或者考虑过日本会卷入一场国际冲突，到头来会以一支小海军单独地跟不止一个敌国的海军相对抗。
1936年底，我奉命到海军大学深造。那时形势十分严重，因为不久以后日本就摆脱了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的束缚。在这以前，国内就有人大声疾呼地警告说，1936年是危机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日美之间很可能要打仗。
海军军备竞赛，确实是造成日美关系龃龉不和的一个问题。在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关于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的主要内容，请参阅本章附表Ⅰ。——译者）上，日本方面强烈要求7∶10的日美比例，它所根据的原则是，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应使每一方都能有效地防御对方，而不能攻击或威胁另一方，即实行所谓“既不威胁，也不侵略”的原则。
当时，一般都认为，在舰队作战中，进攻的一方要比防御的一方占百分之五十的优势才行。按昭日本要求的7∶10的比例，美国海军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换句话说，它的兵力还不足以进攻日本。
可是，裁军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适用于主力舰的3∶5的比例。主力舰是指战列舰，因为那个时候航空母舰事实上还不存在。这个比例使美国在关键的战列舰方面占百分之六十七的优势。因此，在日本看来，这使美国对日本具有进攻性的威胁。前面曾经提到日本海军大力建造适合防御作战的优越军舰，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威胁而推动的。
1930年，召开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海军装备限制扩大到主力舰以外的其余舰种。会上，日本以上次会议上提出的同样理由，再次坚持包括全部非主力舰的7∶10的日美比例，但它的要求再次遭到了否决。
面对其他与会国家的不妥协态度，日本决定在1936年底海军军备限制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以便重新取得行动自由。1934年12月，根据条约的规定，日本政府把这个意图照会有关各国。
同年早些时候，美国制订了文森海军扩充计划。它说，由于欧洲和远东形势发生了变化而有此必要。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美国海军实力到1939年扩充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所允许的最大限额。在这以前，美国的海军实力还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水平，而日本海军则已完全达到了所准许的限额。所以，在美国提出文森计划以前，尽管条约规定了那个比例，日本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安全感。但是，如果美国海军完成了文森计划，它不论在字面上还是实际上，都将占百分之六十七的优势。日本海军战略家们担心，这个优势会使美国有能力进攻日本了。
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一失效，日本立即采取行动，对抗文森计划。1937年，日本开始执行所谓“0三计划”（“0三计划”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等六十七艘舰艇，排水量总计二十八万余吨。自1927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海军多次进行大规模扩充，主要有：1927年“最新补充计划”，1931年“0—计划”，1934年“0二计划”，1937年“0三计划”，1939年“0四计划”，1940年“0临计划”，1941年“0急计划”和“0追计划”，1942年“0五计划”和“改0五计划”，1943—1944年“0战计划”。——译者）。“0三计划”是缔结华盛顿条约以来日本第三次海军扩充计划。这个计划比以往更着重于建造特别优越类型的军舰和武器装备，以抵消日本海军正数量上所处的劣势。“大和号”和“武藏号”（据日本海人社出版《世界舰船》第二二六期第74页及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卷第367—385页载：1944年10月24日，“武藏号”（试航排水量六万九千吨，主炮口径十八英寸）在执行以攻击美军在菲律宾群岛上陆地域为目的的“捷号作战”中，在没有航空兵掩护情况下，从10点25分到14点45分，在锡布延海遭到约二百架美舰载机六次攻击，中了二十条MK—13鱼雷和十七颗炸弹，并于当天19点30分沉没。——译者）这类世界上最大、武器装备最重的战列舰，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在海军大学，学员之间自然常常讨论海军军备和可能发生日美战争等问题。有一次辩论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照例抓住机会来发表白认为得意的、有点离经叛道味道的看法。
我说：“如果承认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依我看，我们海军现在的备战方针是完全不妥当的。只要我们抱着这种方针不放，我们就决不能取胜。问题在于我们力求搞好战备，并要求一战而胜，但敌人什么时候把战争强加给我们，却是无法预见的。但我认为，如果要我们经常保持足以保证无论战争在何时发生都能打胜所必需的军备水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要打，我们就应该预先决定什么时候动手。同时，我们还应当根据这样的决定制订一个有步骤的长期备战计划。但我们应该坚决为贯彻这个计划不惜牺牲其它一切，尤其是在我们所规定的时间以前避免卷入战争。然后等时间到来，并在我们达到了足以保证胜利的战备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挑动战争。”
不消说，我的论点惹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说我在鼓吹歪曲备战原则的邪说。
反对我的人说：“军备是为了保障和平，不是为了准备打仗。军备的真正目的是免于打仗。”
这当然是关于军备理论的公认的说法。但是，我的同事们的推理有矛盾，我立即指出：
“你们怎么能坚持这种论点的时候，又承认同美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你们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日本和美国并不是注定的死对头。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公认的备战思想。我只是对我们目前的海军备战的作法，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为了对抗另一个国家的军备而建设我们的军备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我国的军备扩充到能够跟我们的假想敌美国海军旗鼓相当地作战的程度，我们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可能发展成世界性冲突。我们可以继续造‘大和号’和“武藏号’那样的超级战列舰，但它们绝不能使我们具有单独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日本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也采取比较灵活和妥协的态度。
“第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海军军备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战争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以为只要我们比我们的对手造更多的军舰就行了的想法。今后，飞机将是决定性因素。以水面兵力为基础的常规武器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装饰品。况且，空中战争将是总体战，需要彻底动员全部同力和各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心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不能使我们通过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来确保安全。我们必须有一个更有远见的国内发展政策。”
我的同僚们带着难以忍受的表情听我说这些话，他们好象是说：“又是他那一套，胡吹他的航空兵万能论！”讨论就此结束。
但是，不论海军备战计划有多大缺点，自从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陆军方面成功地利用了海军军备作为它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跳板和掩护。到1937年，这种行动达到了高峰，结果竟发生了华北事变，不久就发展成为全面的中日战争。战场逐渐向南推进，最后终于在1940年9月，日军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同月，日本与德，意订立三国军事同盟。从此，日美关系便迅速向决裂方面恶化了。
到1941年秋天，海军首脑面临着必须在战与和之间进行抉择的困难局面。我确实相信，他们当中多数人是倾向和平的。
在老一辈海军将领中，和平的思想特别强烈。他们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日本是无敌的，并且指出，1895年战争（指甲午海战，——译者）和1904年战争（指日俄战争。——译者），不是象历史学家所吹嘘的取得了什么“压倒的胜利”，实际上是通过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打赢的。在日本投降后的东京战犯审判中，可以看到，1941年退役的冈田启介和米内光政两位预备役海军大将以及丰田副武现役海军大将，都是代表反战观点的发言人。
就连当时在日本海军中很孚众望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也反对日本投入战争。他根据对日本海军实力和日本国力的估计，曾明确地提出警告说：不能指望联合舰队能胜利地作战到一年以上。
海军首脑方面的畴躇，被以俄国而不是以英美为主要对象的陆军以及盲目相信日本必胜的某些国民，视为怯懦和优柔寡断。在海军内部，也有主战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从事战争，否则，必然慢慢地被美英荷三国越来越加紧的经济报复手段施加的限制所扼杀。
被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弄得眼花缭乱的日本自从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以来，美英荷三国便加紧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1941年7月，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美英荷三国便给了日本迄今最狠的反击——联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切断石油供应，打中了日本海军的要害。它贮备的六百四十五万吨石油，一天比一天减少，即使严格节约，最多也只够用三、四年。没有石油，日本的作战部队就寸步难行，那末，日本就只好唯英美阵营之命是听了。
1941年春天，日美谈判开始时，曾指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但当谈判旷日持久而且显然没有希望达成双方能够接受的协议时，主战派使强调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他们说，日本必须在为时尚不太晚的时候发动战争，否则，最后只有全面屈服。
不过，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海军军官部不参与这场关于和与战问题长期激烈的争论。他们让国家最高政治首脑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决策，而把他们的全副精力倾注于加强舰队的战斗力和作战准备上面。
另一方面，自1941年初起，日本海军的计划人员便已仔细考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