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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1936年6月7
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
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
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月1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
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
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60页。
①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101—145页。
“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
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②它的确切性
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
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1936年6
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
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
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1927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
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
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
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
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
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①他进
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
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
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
里，他甚至说（他1958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
“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
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②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
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
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
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
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
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
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③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
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
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
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
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
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
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
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②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
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5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
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63页。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14页。
②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6—37，81页。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页。
②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页。
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
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
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
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
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按照周扬的观
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
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
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③
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
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
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
“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
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
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
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
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
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
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
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
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徐还直
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
是危害统一战线的”。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
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鲁
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忿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泄
出来。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
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
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①
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
的行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
意（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鲁迅
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能够补充和纠
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
“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
更加稳定的焦点。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
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①
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
“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
认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34—349页。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5、342页。
早些时候，在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
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
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他
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
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
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
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
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
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
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当然
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
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
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
的角色了。①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
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
共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领导
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
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
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
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
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
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②
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10月初（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
不久）正式告终的。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20
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
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
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7—575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1—564页。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