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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
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 （1964年4—6月），第3—54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年》，
第12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
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
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②
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
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
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
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
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
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
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
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
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
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
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
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
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
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
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
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
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
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
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
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
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
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
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
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
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
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
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
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
② 《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 《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
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
《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
《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
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
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
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
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
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
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
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
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
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
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
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
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
面”。③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
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
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
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
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
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
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
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
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
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
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
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
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
①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
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
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
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
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
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
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
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
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
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
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
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
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
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
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
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
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
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
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
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
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
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
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
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
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
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
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
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
“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
（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