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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支持。独立军瓦解，结束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随着袁世凯去世，控制军队的段祺瑞迅速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但几乎
在每一个问题上不仅与黎元洪总统，而且也与国会发生冲突。为了增强他的
政治影响以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段计划与政情也在变动之中的日本发
展更为紧密的关系。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
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内计划通过他任朝鲜总督时代以来的密友西原
龟三接近段内阁。
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1916年4月，美国抗议
德国的潜艇攻击后，德国保证限制潜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变了立
场，宣布准备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美国于2月3日号召中国和其他中立国也这样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
笔贷款作为酬劳。
随着战争进行，欧洲协约国面临法国劳工短缺，于是从中国招募了14
万劳工。1917年2月，一艘载有900名华工的法国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
沉，542名华工丧生。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活动，协约国求助于日本海军。
英国在上月已请求日本派驱逐舰进入地中海，而日本则乘机要求英国支持日
本获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领地。日本政
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四国都私下保证，在将来任何和平
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段政府目前正准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而战争突然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也恰好使欧洲特别是英、法在东亚的势
力突然削弱。基于这种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同意中国参战。
①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万日元的贷款给段政府。于是开始了“西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页以下。
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国政府如向德国
宣战，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会见段总理，强烈要求他参战。
段不顾副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以及黎总统更强烈的反对，最后同意了。1917年
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
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
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
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
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
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
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
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
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
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国会议员
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
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
款（其中只有500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
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
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①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
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
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
成军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
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月16日，两国签订了一项
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
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
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基本上正被置于
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
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①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
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年2
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
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
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年1月28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
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年5月4日北京
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②
① 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页以下。
② 见本书上卷，第8章（史华慈著）。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尽管被战争所耗竭，但仍想维护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
益。但这样做需要美、日两国的合作，这两个国家不只没有受到欧战损害，
而且也从那里获得了经济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警惕日本近期
的扩张，英国也感到有必要获得美国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国同时需
要她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谊，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此种种，英国人希
望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一揽子调整与自治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①
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与日本经常因中国而发生争执。然而，虽然两
国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问题仍使紧张加剧。当战争削弱了欧洲经济时，
这两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激烈的海军竞赛。日本虽然缺乏美国
那样的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但仍实施军备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
的海军建设，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它的人民。1920年，军费占日本政府全部
经费的48％，1921年占49％。为了减轻这种负担，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
绝对必要的。
美国也觉得海军竞赛是个经济负担。它更进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种方式回
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突然推进。1917年11月2日，国务卿
罗伯特〓蓝辛企图于《蓝辛…石井协定》的换文里，以同意承认日本某些特殊
权利的方式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在华盛顿进行的蓝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菊
次郎之间的几轮谈判，其结果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承认有相邻边界的国家
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第二，保
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信守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然
而，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修改了她的调和立场，并开始试探各种选择，认
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现在应当由东亚国际新秩序取代。1918年，美国曾建议
应设立一个美、英、法、日银行团向中国提供借款。1920年华盛顿又要求废
除英日同盟，因为这是保护日本向中国渗透的手段。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开。
军备和远东关系在平行的小组会上讨论。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
条约体系。他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但要求所有
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
有利于授与者的严格解释。①
这时日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民主运动（例如，男子普选权在1925年成为
法律），同时蒙受1918年以来在西伯利亚的反共干涉的负担。由此日本需要
与美、英协调关系，并寻求与美英的中国政策步调一致。日本就最终恢复中
国的全部主权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拥护在中国的无限制、无条件的门户开放
和机会均等，同意将来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最后，通过审议关税、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和禁止向中国提供军火等16
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英日同盟结束，四
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
磋商。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5∶5∶3，这会把日本封
① 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 议》；入江昭：《帝国主
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①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866—868页；和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 究》第2卷。
闭在它的领海里。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
法权的会议。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
加中国政府的岁入。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
修改整个关税体制。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
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
铁路的不公正待遇。从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通
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
地归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
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中国的主权
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1922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
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
之外。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扩张已被压回1905年的边界。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
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
——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
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
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
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
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的确，没有固定的机
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
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①
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20年代的看法为转移，
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10年带来灾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
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