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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在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两年后，由于情况的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 年12 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 年12 月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时8、9 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 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为己任——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6 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8 号指令，或者是在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到1940 年1 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 年3 月19 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这就是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的会谈”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防军的紧密合作。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愿提前透露他的作战计划；而意大利人考虑的是，首先进行一场“平行战争”，尔后，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成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愿意对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伤害意大利领袖的事情，也没有导致损害“轴心”最宝贵的链节，即两国元首间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后来的观察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这种方法竭力维护墨索里尼这位“轴心”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执行者，在意大利人民、军官团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1942 年1 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
第三章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国大本营的建设工作尚未就绪，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它从诸多方面反映出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特别行动的特点。这一点，前文已经作了简要阐述，它主要表现在：
希特勒对于海军总司令向他提出的德军主要应采取守势的观点，起初是犹犹豫豫地采纳了；尔后，又顽固坚持，其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倡议者。同时，将原来的纯军事和受战争制约的根据，置于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进攻目标之下；
在此次战局中，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作战处，排斥在陆军兵团的备战和指挥工作之外，仅依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机构，第一次亲自担负起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任务；
在他尚未将大本营全部组建完毕之前，就已经以一种违背迄今一切准则的指挥体制，将大本营的组织基础破坏殆尽；
此次战局带来的危机，已经将在性格和军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无遗，给以后的指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38 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