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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拥模崽钢醒辖致壅铰晕侍猓虼嗽�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 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 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 月1 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
第二章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发出的“第1 号指令”和9月3日的“第2 号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 年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