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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
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二章西方战局
5 月14 日即西方战局开始后的第4 天，希特勒发布了“第11 号指令”，确定了继续作战的方针。根据这份指令中部分已众所周知、部分已过时的内容来看——如应“尽快粉碎”荷兰军队的“抵抗”，而荷兰军队已于当天投降——指令的主要目的一目了然，它是要清清楚地告诉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统帅已今非昔比，他要从现在起执掌作战的指挥权。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对于希特勒干涉陆军职权范围的事也有鲜明反映。而在这次行动中，国防处在拟制指令过程中，再次贯彻了“任务式指挥法”，因此他们还为其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沾沾自喜。
从陆军参谋长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指令”’并不十分重视，要求他将其大量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于适当时候，从比利时地域向左翼转移时，他却大为恼火。作者曾看见希特勒用一部军用电话机，艰难地质问第6 集团军司令冯·赖歇瑙大将，为什么迟迟不投入他的装甲军。对这件事，约德尔在5 月16 日写道：“元首催逼B 集团军群和A 集团军群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尽速行动。”凯特尔随即飞抵B 集团军群司令部，当面向其传达希特勒的要求。这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问题的关键是，要开辟一条前送道路。。分别通过第6 集团军地域和第16 集团军地域，。。将兵力前送至突破部队的右翼和左翼”。几小时后，他又补充写道，希特勒点到的那个装甲军，正在它迄今的作战地域，为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投入战斗。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哈尔德大概使每一个外行都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部队机动困难重重，而且需要相应的时间。
次日，希特勒——大概是昨天晚间受与戈林一席长谈的影响——突然决定，将经长时间准备的、关于在荷兰进行军事管制的全部措施统统废除。他纯粹从党政观点出发，以波兰和挪威为样板，在荷兰实行民事管理，完全没有考虑到这还是一块极不安定的地区。国防处长立即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就忽视军事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但无济于事。当哈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于5 月17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荷兰军事管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再次表明最高统帅对待陆军总司令部的极度不真诚”。
这是一个即将发生严重冲突的征兆。这场冲突涉及的是整个作战行动的核心思想，即迅速向海岸突破。当德国装甲部队主力畅通无阻地渡过马斯河，并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向西挺进时，国防军领率机构与陆军总司令部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分歧。5 月16 日哈尔德趾高气扬地写道：“尖子部队正以一流的速度推进。。敌人装甲部队的进攻被击溃。步兵的开进速度。。也极为迅速。”据可靠的消息得知，由南向北开进的法国军队所实施的“进攻。。开始攻势还很弱”。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南部的翼侧安全可通过“梯队”的不断机动得到充分保障。他写道：“尔后，此线可通过后续部队得以加强”，并决定次日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希特勒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虽然，他在坦克作战上不是没有花费一定精力，但他现在一直担心翼侧安全。因此，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步兵师身上。他希望，在装甲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之前，步兵应骑马或步行赶到翼侧。5 月17 日中午，他向陆军总司令说明他这一担心——正如哈尔德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认为主要危险来自南面”“我认为当前没有任何危险”当天下午，希特勒乘汽车亲自赶到巴斯托涅，向A 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表示他的这一忧虑。希特勒强调说，为防止敌人死灰复燃，在这一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纵漏。因此，当前不能如此迅速地向海峡突击，而应以最快速度沿埃纳河、尔后沿索姆河建立绝对可靠的防御，即使失去西进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5 月17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对这一决定以忧虑的语句写道：“真是不愉快的一天，元首大发神经。他在成功面前畏缩不前，不想冒任何风险，宁可让我们停止前进。”翌日清晨，哈尔德再次向希特勒陈述了他对形势的分析，最终他认为。作战“不能有任何停顿”，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上午10 时——这对Ⅰ号宿营地的人们来说、可算是起了个少有的大清早——陆军总参谋长和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发生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论。约德尔称之为“极度紧张之日”。他写道：“陆军总司令部不同意以最快速度巩固南翼的企图。。希特勒则以最严厉的方式命令陆军总司令和哈尔德将军，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此后凯特尔再次仓促飞往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命令其参谋长，立即按希特勒的要求行动，不要等待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约德尔也没有袖手旁观，他利用他的权威，下达了补充命令。而哈尔德却极为恼怒地回到了他附近的猎屋。他写道：“在元首大本营，另一种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元首对南翼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惧怕心理。他大发雷霆，暴跳如雷，似乎我们正在葬送整个作战，正在导致全军覆没。他根本不想继续向西推进。”
直到下午晚些时候，这场风波才平静下来。陆军总司令部收到了一份新的“命令”。甚至还有关于早晨说话的“谈话记要”———这是一种过去几乎从未采用过的、表示赞同陆军总司令意见的形式。当天18 时，希特勒终于被哈尔德呈送的新的报告说服了，决定“放弃对机动权的控制”，由陆军自行决定。“从此，正确路线终于能付诸于实践”，陆军总参谋长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这样写道。但他又说：“这是在引起普遍义愤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结果，而且从表面看似乎是作为国防军统帅部采取的指挥措施”。这场风波迅速了结了，国防处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
在后来的日子里，约德尔的日记如同温度计一样，反映出指挥层仍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状况。他们对作战指挥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经验，他们的行动准则是受其起伏不定的感情和情绪来决定的。因此，到5 月19 日，国防军统帅部对于来自北面的法、英装甲部队的突击，又一次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而敌人的这一行动正中陆军总参谋长的下怀，他“恰恰表示欢迎”。结果，两个最高指挥机构对空军的参预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5 月20 日傍晚，大约在西方战局开始后10 天，德军就到达了阿布维尔地域的索姆河河口，并在河口北部将拥有数个集团军的敌人合围。“山崖城堡”沉浸在不寻常的胜利喜悦之中。约德尔写道：“元首大喜过望，高度评价了德国陆军及其领导。”5 月21 日傍晚，希特勒“对于步兵师向前推进不够又有点心神不定”。约德尔看到希特勒在“地图室里一直呆到一点半”。
第二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敦刻尔克事件。在这些日子里，希特勒将刚刚庄严表示的对陆军的“赞许”抛到九霄云外，再次于预作战行动，因此使西方战局，甚至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对德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战史书籍已对这一事件作过描述，为使这一事件的介绍更加丰富，作者想以个人在大本营的经历作一些补充。
此次对立的阵容仍如同以往：一方是希特勒、凯特尔和约德尔，还有戈林；另一方为布劳希奇、哈尔德，以及国防处的陆军参谋军官们。希特勒及其追随他的那些人自以为是，毫无顾忌地将他们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陆军总司令部。经过多次“不友好的会商”之后，哈尔德于5 月25 日只好屈从于无法更改的事实，他说：“迅速推进的左翼前面并没有敌人。。但被元首的不可更改的意志阻止了。”次日，哈尔德用极其尖刻、嘲讽的词句概括了全部的灾祸：“装甲和摩托化兵团遵照至高无上的命令，象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