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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筹委会主席杨祥和为此公开道歉，但因道歉信中有“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字样，致使不少新加坡人致信《联合早报》谴责杨无权代表新加坡民众道歉，因为骂人事件仅涉及店主黄一人。
身为大陆普通人的我们有许多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周游世界，但我们呢？以前是自己国家不让出去，现在可以自由办护照了，但别的国家却像对待群氓一样轻易不给签证，即使拿到了签证，出去也被人当作三等公民。难道我们低人一等吗？其实不仅别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起自己。
记得以前看王朔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人分为几等，而将自己国人却总是放在最后的那几等里。
我们为什么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待遇，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贫穷，我们落后吗？
中国的确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像邓小平说的：又大又穷。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4％，排位世界一百多名。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按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中国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以城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我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就落伍了呢？
落后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呢？历史学家会寻找历史的原因，社会学家会寻找社会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没有尊重人，没有重视“人”的权力。
比如在企业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尊重，不被重视，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场所，人天性中的上进心和创造性必然会遭到扼杀，他又怎么可能在企业中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潜力呢？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家不是某些精英的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形成一种尊重“人”的文化和体制，让人人都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充分保障人的权力，真正地实行民主政制，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百花齐放，这样才能释放出人民的才智，充分发挥人民的潜力，进而发挥出国家的潜力。所以尊重人，实行民主与自由的政制，不仅是人权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最深厚动力。
但我们呢？我们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人。中国的特色就是强权都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的利益，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自我标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除了神话中的尧禅让给舜，有哪个不是抱着“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什么时候有过华盛顿呢？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其实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强权者个人及其小集团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冲突时，前者就变得至高无上。
在西方最为人推崇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时，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家产制。在韦伯看来，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制度。领主与封臣的权利与义务是有契约来规定的。这些契约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这样权力不是专断的，而是有规则的，可以预期的。这样在契约范围内人就不受专断权力的干预，从而有了竞争与发展的空间，也就保持了人的主动性和向上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跟中国对比，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制度不属于封建制度，是家产制度。家产制最大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这种统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由于这样一种统治的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在中国，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当官。人都是有理性的，你有了钱，在欧洲可能会去办一个工厂，而在中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做官。在中国最划得来的投资就是供小孩读书做官或买官。这也就使得在中国社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
中国从来就是官本位思想，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老百姓只是别人“逐鹿”的对象或工具。为了使这种工具更驯服，我们的各种思想、道德、伦理和教育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皇帝被叫做天子，是代表天的意志的，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奴才要忠于主人，也就是要忠君，所以影响中国人才取向的风向标——科举考试，考得是八股文，是专为愚弄、统治老百姓服务的，是制造高级奴才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在文革中，我们宣扬的也是一种变味了的为全人类的理想奋斗，为人民服务，其实质是少数人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借口来抹杀人的价值和尊严。记得小时候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面的龙梅、玉荣，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不惜牺牲生命。是国家财产重要还是生命更重要？这样的宣传是不是有些主次颠倒？正是我们的政治宣传导致了在20世纪我们还山呼“万岁”，对一个人顶礼膜拜；全体人民倾情投入一项泯灭人性的政治运动。
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愚民式的教育和宣传，只是被驯育、训练成了工具。人没有被尊重，人的心态被奴化，这样又怎么能够激发出人的潜力呢？这正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最深层原因。
西方也曾有黑暗的中世纪。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宣扬蒙昧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只允许人民“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强调人都犯有“原罪”，现实世界是与“天国”对立的罪恶世界，任何反抗教会，违背教义，甚至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都将被加上渎神的罪名而受到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火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判终身监禁的伽利略。其结果，由于自由思想遭到扼杀，人的地位空前低下，造成中世纪欧洲文化艺术毫无生气，精神生活枯燥无味，科学技术极为落后，整个社会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
到14、15世纪，开始兴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将原来僵死的神学思想打破，极大地弱化了教会的权力和控制，弱化了来世思想，使神学变得更为世俗化，使人更为重视现世生活以及在现世生活中的责任。而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以人为中心，重视现世生活的世俗文化。它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提出现世的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是最高的境界，它重视科学和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和享受，它要求人在身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的基本精神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思想领域发生革命后，人的思想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力。人要享受属于人的那份光荣、乐趣和快感，人性要全面发展。以前，是神通过教会主宰了一切，那人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呢？伴随着这层桎梏的打破，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得到发挥，人的潜力也得以挖掘，于是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西方是先有了思想革命，而后才有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先解放思想，以人为本位，而后才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我们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提高了人的地位，结果就迎来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不正说明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吗？正是这种落后，束缚了人的思想，压制了人的活力。因此，要进步、要发展，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让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以人为本位，解除束缚人的活力的各种桎梏。
要点：
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尊重人的价值才是恒久的强国之路
文化决定命运
在哈里森和享廷顿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他们认为：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文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它。其实文化不仅决定了物质文明，而且一个国家的政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素养，归根结底也是取决于文化影响，取决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而我们的文化中是有着缺陷的。
前不久在凤凰卫视里看了对刘少奇女儿的访谈，其间重播了文革中的一些镜头。看着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批倒批臭，整得不成人样。我就在想，都是一起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还有我们几亿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吗？一个国家主席的命运都能这样悲惨，那我们普通人的命运又有谁会真正关心呢？这正是我们文化中的缺陷。
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的斗争哲学，太多的权谋思想，我们的历史学非常丰富发达，但整个历史学的侧重点可以说就是斗争和权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就是为提高斗争手段和权谋技巧提供的历史借鉴。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甘地，有过马丁·路德金，有过曼德拉呢？
以前我总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看了《甘地传》后，我对人类开始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甘地是人类史上创先河的人物，首次用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了政权，使民族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甘地从小就尊重生命，奉行不杀生的原则。虽然他渴望平等、自由，为民族独立不遗余力，但他坚决反对暴力方式。他认为用暴力方式改变政权，终究会形成以一种专制主义代替另一种专制主义的局面。这是多么有预见啊！当用一种暴力去推翻另一种暴力时，暴力也就必然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也就必然走向新的专制。他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无疑怀有真诚动机的人们，运用残酷暴力的方式驱除了在位的贪婪者之后，他们自己也会染上被驱除者的毛病。假如印度采取暴力手段，那么，我对印度自由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