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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此获得进攻的荣誉。１７５９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 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可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因为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当进攻者轻率行动，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将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当作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 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相同，防御者也可以朝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 。 。 。 。 。 。 。作为特殊的企图。 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明显优势的兵力（普遍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让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因为部队集中而在其余地方出现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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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很好例子，腓特烈大帝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我们看到，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如此。 与之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起码成果是不大的。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便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给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１７６０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出于惟恐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 谈到这儿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重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全已经谈到了。 我们主要是将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比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探讨过了。假如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不足，而彼此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便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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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可是这一方很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 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其实是相互监视。 双方都考虑怎样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对手，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如此。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发地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发容易出现均势。 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全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 凡是因为种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全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 可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在研讨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目的在推动的地方，便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当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 这些小的行动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 所以，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很多小规模的活动。 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很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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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 并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可能存在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一种赌博。 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作用是不是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发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
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发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愈大，也即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 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让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不能不作肯定的答复。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 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便比较重要，而在两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余地，并且也减少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可以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 由此可见，这儿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兵力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用处。 假如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全部军事上的成就。让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 首先，他们将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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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精神活动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余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 这种支配力量纵然主要来源于很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依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并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 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让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彼此监视，而不是打败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 这些战局假如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假如一方甚至双方是有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便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 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成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体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十分流行。 法国革命战争忽然打开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措施，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果。 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全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后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 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都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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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儿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保护者。 这些人将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而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 这种见解是这样缺乏逻辑与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 可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 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能够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 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成标准，所以，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儿，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 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或许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便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力量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 但是，要想从这儿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非常矛盾的。 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经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战役。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地方。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 如今，我们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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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让军队离开主要道路与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 当临时发生和马上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便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常常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此，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很多。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 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尽管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一些手段，还有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征，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规则、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变化多端的、多种多样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