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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英国的起征点可能是20万英镑，超过部分就要付差不多40％的遗产税。很多人认为不公平，比如房子作为遗产，房价一直涨，也许只有卖出去才能拥有这所房子。征收遗产税时，所有资产都要按照市值来算，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你可以事先把资产转到信托基金，或者那些税收特别区。如果你不做准备，就要交税。几乎所有的富人都要做准备。一些人认为，我创造了一个大的企业，因为高额遗产税要交给国家，我做到一定规模就不去做了——我不能留给我的孩子，那有什么意思？英国很多人不喜欢遗产税，因为你的后代可能要把资产卖掉才能支付。这个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没有好处。
笔者：如果你有100万英镑，你会怎么做准备？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做准备了吗？
胡润：我没有100万英镑。但如果是这样，我是做会计师的，我比较懂，会提前准备，可以按规定每年赠给孩子多少钱。每个人都应该做准备，否则很可惜的，都交给国家了。中国15年以后，有很大的财富要转移到第二代身上，所以遗产税应该考虑了。事实上它对百富榜的企业家影响不大，把他的一部分资产拿回来，他的孩子不工作还是没问题。而且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事务所、最聪明的顾问帮他们免税。法律不是给这些人做的。
遗产税对中小企业影响最大，比如只有100万美金或10万美金年收入的，在浙江、广东、福建这样的小老板非常多。美国GDP的70％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不是最有钱的人。以前在意大利，很多有钱人都把钱转到国外、在外面做生意的钱不拿回来，因为国内遗产税很高。现在政府把税降到比较低，他们都愿意回来，政府的税收就变得非常大。
笔者：你所接触到的中国富豪们有没有移民或者转移资产倾向？
胡润：很少，我们榜上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他们对目前的商业环境很有信心。我知道一两个年纪大些的企业家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可能觉得比较保险吧，我不确定。
钟朋荣：民营企业交接班不需要提醒
笔者：民营企业交接班高峰即将来到，你认为企业家们做好准备了吗？
钟朋荣：这要看什么叫准备。很多企业家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很认真，不惜本钱。念完本科念硕士，还要接着念博士。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准备。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凭误国》——我绝对不相信企业家是在学校里读出来的，重要的是干。中国处于转轨时期，在相当长时期内做企业就是经营人际关系，成功的企业家多数都是公关高手。这是东方文化的特色，靠读书是学不来的。
笔者：你如何看待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钟朋荣：子承父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机制。正因为子能够承父业，才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人拼命去创造财富。所以，很多企业家都愿意自己的后代双继承。我怀疑有人指责子承父业是出于嫉妒心理。我们的市场环境比较恶劣，硬是让企业家两权分离，让把小孩交给阿姨去养，这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有几个阿姨让人放心呢？中国最好的企业是浙江的企业，因为是父母在养，上市公司养得最不好，都是阿姨在养。同时，企业是企业家的另一个儿子，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家两个儿子都爱，不会为了这个牺牲那个——企业是他几十年的心血。我相信多数企业家会有这个眼光，能看出来自己的儿子行不行。所以我们的新闻界理论界不要太操心，企业家们并不傻。双继承在中国民企继承里占到50％以上。老子英雄儿好汉，从基因来讲，儿子也不会太差，何况他们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
笔者：对民企交接班需要提醒吗？
钟朋荣：不需要。要相信他们。
笔者：你怎么看待遗产税？
钟朋荣：征收遗产税是大势所趋。它的目的是增加税收、均贫富，不会因为遗产的问题造成一个食利阶层。在中国社会，为了子孙后代拼命是企业家创业的重要动力，遗产税的征收会使这种动力递减。怎么兼顾呢？我一直主张征收高额消费税，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征收比较低的遗产税和所得税。收入差距不可怕，财产差距不可怕（当然要避免不合理的差距拉大），可怕的是消费差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多数企业家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他们的财富是生产性的，其本质是社会的财富，企业家只是替我们看管好罢了。这就叫私有公用。最好的财产就是私有公用财产。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即使开征遗产税，国家近期收入也不会太多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经营所得。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在征收财产税时应扣除，或给予一定照顾。这些致富者大多处于青壮年阶段，大多数的遗产继承人都是潜在的。因此，即使开征遗产税，国家近期内收入也不会太多，还可能对民营经济造成一定冲击，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带来资金外流。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7）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文春：遗产税的征收目前根本没有合适的条件，技术上难以实施，而法律又不健全，短期内开征毫无可能。遗产税的目的是为了均贫富，调节财富分配，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一功能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强大——大量的避税手段可能使这一税种形同虚设。
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比较
遗产税比较（2003年12月以前）
国家和地区 赠予税 继承/遗产税 隔代转移税
中国大陆 无 无 无
香港 无 5％~15％ 无
台湾 4％~50％ 2％~50％ 无
日本 10％~70％ 10％~70％ 20％附加税
韩国 10％~50％ 10％~50％ 30％附加税
泰国 无 无 无
新加坡 无 5％~10％ 无
美国 18％~55％ 18％~55％ 49％
新西兰 5％~25％ 无 无
澳大利亚 无 无 无
所得税比较（2003年12月以前）
国家和地区 最高所得税
中国大陆 45％
香港 16％
加拿大 55％
日本 50％
法国 55％
德国 50％
新加坡 26％
英国 40％
南非 35％
美国 38％
新西兰 39％
澳大利亚 47％
百慕达群岛 无
英属维京群岛 无（非居民）
1。 以上资料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 通常所缴税项是根据有关地区法律，以每年度的个人收入计算。
第四部分继承之难（1）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内地的经济经过20年高速的发展，创业者们也面临一个财富年轮的难题，第一代企业创始人有的还年富力强，但大多数人已经年近花甲，“富不过三代”的警言让他们对待财富的继承心存忧虑。虽然私产入宪让民营企业家对财产的安全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到了薪尽火传的节骨眼上，财富继承人能否挑起重担光大自己的事业？后代是否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的基业常青？他们的品格、胆识和才能等综合素质是否具备了传承财富的条件？他们能否适应竞争日益剧烈的社会变革？……诸多问题让他们觉得继承之难。
企业接班的年代
虽然继承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但21世纪是中外企业财富大转移集中发生的时段。正如前文所说，“在第二次世界战后15年左右的时间创立了一大批新的家族企业。因此，近几年来把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移交到第二代手里的交班过程正在稳步增加，不久将达到高峰。”我们来看看国外几家著名公司的情况：
没有人比小约翰·洛克菲勒本人对他的前途更感到畏惧的了，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艰难地跋涉着，从来不感到自信，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继承给他的理想。切记，摆脱家族企业这个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及早授权给下一代。
与许多骄傲的父亲一样，高通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斯爱谈论自己的孩子。长子保罗带领高通开发无线互联网技术，幼子杰夫被任命负责公司的风险资本业务。但是，当被问及是否其中一个会继承CEO职位时，68岁的雅各布斯却缄口不语。
从10月到来年1月的每个周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会一边打开电视收看橄榄球比赛，一边开启一瓶啤酒。假如那是一瓶百威，百威39岁的副总裁奥古斯特·布施四世被董事会认为尚不具备掌管该公司的能力，这个拥有150年历史的公司第一次否决布施家族的人接班。如果橄榄球比赛由福克斯电视台转播，该电视台归媒体巨擘新闻集团所有，71岁的澳大利亚显贵鲁珀特·默多克正在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30岁的拉克伦和29岁的詹姆斯继承公司。33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已经退出了继承权的角逐。
当今的时代不折不扣是一个家族下一代接班的时代。数以千计二战后的企业家创造了现今世界财富中的绝大部分，而他们现在都已到了考虑让位于下一代的年龄。
在中国的情形也一样，第一代创业者大多面临交权的问题，而且很多已经做了妥善安排：2000年，梁昭贤正式接替父亲梁庆德，成为格兰仕集团的董事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把万向集团总裁之位传给了其子鲁伟鼎。1971年出生的鲁伟鼎是鲁冠球的独子，他早早就进入了万向集团，在集团各种岗位轮转，1992年年底开始成为集团副总裁，1994年出任总裁，5年后到美国读书，现在担任万向集团CEO……
家族企业传不过三代？
当家族控制的公司准备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代时，正是这些公司最脆弱的时候。对权力转移过程管理不当是造成家族企业管理失控的主要原因。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约翰·沃德指出，80％的家族企业未能顺利地传给第二代，而传到第三代的只有13％。一些公司在新领导人手里破产，还有一些被迫卖给了竞争对手，剩下的一些干脆关门大吉。
瑞士IMD商学院研究家族公司的教授乔基姆·施瓦斯认为，公司从第一代管理者传给第二代之所以失败与传统的企业家的特性有很大关系。他们不愿意放弃控制权，对如何培养下一代的认识也不够充分，结果导致第二代人“通常感到心灰意懒，经常厌恶工作，而且对继承家族生意准备不足……那种将新生代领进门并对他们说‘孩子，照着我的样子做下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毕生的事业毁于三个孩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宜家家居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将公司一分为三，从而限制了子女从根本上改变其公司战略的能力。意大利的杰尼亚家族则没有这么极端，而要把孩子们逐个地叫到面前，让他们为这家男装精品公司的未来勾勒一份蓝图，然后在老少两代人之间建立一个合资公司。
安达信家族企业中心执行总监罗斯·纳赫尔说，家族控制的企业能够把从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