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近亲。”科通艰难地掌握住自己，“最亲近的亲戚。几乎是亲爸。他再没有别人了。我这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国外出门来看望他……加里娜·谢尔盖耶芙娜，那是什么时候把他抓走的？”
“大约一小时前。”女邻居伤心地叹口气说，“我在窗口看着看着……你的亲戚真是好邻居，又有礼貌又热诚！每次看到我，总是先问我好。您认为这两伙流氓是什么人，或许他们中间有干警察的？……”
人们都说，老年是一生中最糟心的时期，盐分沉积、季节交替前关节疼痛、剩余的牙齿和头发不断脱落、胃灼热，上空始终是灰色阴暗的，下着蒙蒙细雨，翻来覆去抱怨天气，抱怨自然界，抱怨邮递员不按时送来退休金，抱怨孙子无赖，在壁炉边说着老年人的废话……
这一切都不正确。尤其是关节炎、盐分沉积和胃灼热，随时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内部门诊部治疗，自己的牙齿可以免费或者以优惠价更换成永久性的瓷牙，莫斯科的汞雨随时都可以换为加里福尼亚或巴哈马的晴朗蓝天。
孙子们已在国外学习一年多了，一个在牛津，另一个在耶鲁，虽然自己有六十岁了，通常该退休了，但是离引退还远着呢。
高个、头发斑白、外表庄严的男子为自己的想法温和地微笑着，走到窗前向外张望。石砌的河岸，莫斯科著名的斯大林高地，那里只住着科学院士、人民演员、金融家、银行家，还有政治贵族的代表，从这里看到的景色是最有权势的，窗户外停着富丽堂皇的轿车，欢乐的莫斯科河，河上驶着游艇，克里姆林宫上空闪烁着宝石五角星。
科捷利尼切斯卡亚房舍的住户无疑都是属于克里姆林宫机构的。这个人相当有名气，人们常常听到他的名字，只要一周春几次“时代”节目就可以。
他在古老贵重手工制作的桌子前坐下，又陷入了沉思。思索什么了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的平庸？多半是在思索资产阶级的古朴引人和生活的愉快轻松。这样的老年与其说是沉重的负担，不如说是总结和收获果实的年代。
科捷利尼切斯卡亚河岸五居室巨大住宅的主人，完全有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但愿他是一个思想健全和阅历丰富的人，但是，在莫斯科，谁也看不到这些……他得到的比别人多，哪怕是些中年人，但是思维能力稍差因而分量不太大，成了肤浅的人物。他是有权势的人，对国家发挥一定作用的人。这方面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谁在导演别人演戏，就叫导演，谁写剧本，就叫做编剧，谁偷东西，就叫窃贼，而他的任务就是掌握他们，使导演、编剧，甚至盗贼奔忙得有利于这个不起作用的国家……
几个月前，他的老同志，克里姆林宫、鲁比扬卡和瓦尔瓦尔卡都知道他叫检察官，似乎不经意地告诉他一个重要的项目，它有一个又诱人又猥亵的名称：“俄罗斯性亢进剂”。事情大概关系到像“销魂”那样的麻醉剂，但不全一样。对这类东西内行的人们证实，这是一种操纵群众意识的独一无二的物品。服用“俄罗斯性亢进剂”的人，容易接受暗示，因此也容易管理，这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作用。何况麻醉剂（还是麻醉剂吗？）对“黑色”市场的试投放，表明它具有着极高投资回收率，投入一美元可以产生千百倍的利润，当然不交什么税。
无论是金融工业界或者是政客们，许许多多人都把大量金钱投资到这个项目。据说，甚至联邦安全机构和内务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简单说就是超级贵族也着了魔。他们不关心谁参与这个项目，关心的只是“利润。”
他也决定投资了，数量还不小。也许比其他的人都多。他毫不担心金钱的命运和项目的成败。检察官做了保证，他具有水晶般诚实人的声誉。而且对他许诺了一定比例的利润，因此会努力操办的。
“我总共可拿到……”掌权人物低声含糊地说，估算着必然得到的利润。
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办公室主人仍旧微笑着拿起听筒。
电话不知是从克里姆林宫，还是从鲁比扬卡或者瓦尔瓦尔卡打来的（高官搞不清楚）。一个办公室小办事员哆嗦结巴地报告有一些送交阁下的绝密文件。
“明天再说吗？”小办事员问。
星期日是休息日，就是说，可以离开国家的职位．离开克里姆林宫舒适的办公室去休息。但是，直觉从未让住宅的主人上过当。他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些文件和“俄罗斯性亢进剂”有直接关系。
“派通讯员给我送来。”大人物下达命令说，放下听筒。
通讯员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到达。他呈上火漆封装的文件袋，请求在一个有纹章的表格上签了名，又祝愿假日愉快后不声不响地走了。
掌权人把文件看了很久，越往下看心情越阴沉，嘴唇咬得发音，穿着绣金拖鞋的腿抽搐发紧，在昂贵的皮沙发里坐不安稳……总算看完了最后一页，慌张地从桌上拿起手帕擦拭满是冷汗的前额。
他得到的消息是可怕的，但更糟的是高官头脑里对它的突然到来毫无准备。生产“俄罗斯性亢进剂”的实验工厂被波兰安全机关无情地摧毁，经纪公司“塔伊尔”被消灭了，而金钱，包括他的和其他投资者（虽然不多，但也够瞧的）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简直是场噩梦，妖术作怪，真想拧一下自己的手掌从梦里醒来，真想时间倒退回去。十分钟以前他还自信心十足，还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不，这不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从没有发生过……
办公室主人慌忙抓起手机，给检察官打电话，拨了许久，打到办公室、打到家里，拨打手机号码，但是都打不通，没有一个地方接听电话。
放下电话，想了想，又仔细浏览一遍文件，就好像这样可以改变文件的内容。
没有，一切照旧，还是那件可怕的事情。
“钱啊……我的钱啊……”实权人物哑声低语着，又捂住胸口，心脏刺痛起来。眼前浮动着大彩斑，房子出现重影，三个叠影，然后有一段时间失去了知觉。当他恢复知觉的瞬间，立即意识到自己再过一分、二分、三分就要不行了，因为这种折磨人的疼痛简直无法忍受……
他用虚弱的手拨打克里姆林宫门诊部急救室的号码，呼唤医生。
黄色急救车大约在十五分钟后赶到。医生们诊断为心肌梗塞，将衰弱的身体抬到担架上，小心翼翼地推到电梯里。
可是掌权人自己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他那逐渐衰弱的脑中只跳动着两个词：“钱啊……我的钱啊……”
监狱内外
俄罗斯所有的人，从贫困郊区的居民到名声卓著的俱乐部和赌场的常客，从乘坐奔驰汽车且手机不离手的“新俄罗斯人”
到无钱购买地铁票与自动电话硬角币的老人，从肮脏的满身臭味的废品贩子到文静守法的家庭妇女，从艺术工作者到总参谋部的将军，都有犯罪的欲望。要说内务部机构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些按常理应该防止官员、家庭妇女、废品贩子、艺术工作者甚至将军犯罪的人，不会有犯罪的欲望，才是令人惊奇和不可思议的。
俄罗斯的警察受到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怀着兽性憎恨的仇视，这是相当真实的。条子、垃圾、密探．这些远不是“独立居民”对穿制服者使用的全部名称。现在的警察常常和最嚣张的亡命匪徒没有多大差别。
俄罗斯警察和俄罗斯匪徒大多从事同样的活动，向居民勒索金钱和值钱的东西，而且依靠暴力和强权进行勒索。可是，俄罗斯警察还按月拿一次工资，再加上为非作歹的收入，而俄罗斯匪徒就像自由艺术家，只靠自己冒风险挣钱。
但是，他们还相似得出奇……
按照马列主义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国家组织、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共同体。民族学家还会加上共同的民族服装一项。
那么，莫斯科的柳别连茨帮、塔甘帮、多尔戈普罗德内帮、马祖特金帮或奥列霍夫帮为什么不可以看做民族呢？
语言是共同的（盗贼们的黑话），国家组织是君主立宪制（观念起着宪法的作用），大首领或人数不多的首领集团就是君主。
地域范围已确定很久了，按照势力范围划分。经济生活也有各自的基本预算（大仓）。民族学家还可以把皮短上衣、“阿迪达斯‘名牌运动服、带红镶边的牛仔裤、还有小队长和队长的金项链、指环等看做民族服装。
另一方阵营又是怎样呢？
一个样。语言是共同的（警察的行话），国家组织是以总首领内务部长或不大的首领集团为代表的议会君主制（而议会共和国则是议会、杜马通过确认总警察首领入地域范围早先由俄罗斯联邦的行政区划决定，另外经济生活也是共同的（贿赂由谁获得，有多少和来源是什么，当然还要加上联邦预算）。民族学家可以添上服装，“小鬼”也就是干粗活的、巡逻队列兵和军士和地段民警穿破旧而油污的制服、系鞋带皮鞋和油布局简靴，特警战士和快速反应特遣队战士穿迷彩服、黑针织“夜袭”面罩与黑色贝雷帽，主要首领们穿昂贵的西服。
内务部和检察院工作人员也受刑法典的管制，他们自己十分遗憾，而其他俄罗斯人却很高兴。当然，通常很少有人会陷入泥坑，或者由于天生愚蠢，或者由于完全丧失警惕性，或者由于固执，或者由于与领导发生严重争吵。有时他们甚至会被判处徒刑。但是把原来的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按一般体制发配到某个地方，简直等于宣判死刑。黑道人物都是一些残忍和无情的人，还在审讯隔离室中就一定会用某种微妙的方式放倒他们，这还是比较好的，更坏的是把令人嫌恶的警察像小姑娘似的在全监房蹂躏，还谈什么监狱禁区……正因为这种原因，才想出专门的劳动改造机构来惩罚治安人员。
在那里纪律十分严厉，比普通犯人还严厉。关于这种劳动改造机构的“主人”，人们都说，如果世界上有魔鬼化身，就一定是首长公民。
由于在铁栏后、铁丝网后、围墙后警察和他们的对立面惊人地相似，受惩罚的执法机构工作人员不模仿前不久还与之斗争的人们，也就是黑道人物的概念，那才令人奇怪。
劳改营内的头衔完完全全从经典的俄罗斯黑社会的头衔抄录得来。
这种监狱禁区里的人，通常都是因受贿而受惩处的法官、检察官与集中营警卫人员。按监狱禁区通例，这些人还在隔离室时就受到询问：死家伙，你害了多少个好小子？有意思的是，这类问题不是责问团伙盗贼或刑事罪犯头子，而是责问某个因受贿受惩罚的前少校，前与有组织犯罪斗争处的首长或者检察院特重案件的侦讯员。据说，在下塔吉尔“万兽之王”的“红色”警察监禁区中，有一个因受贿被惩处的前惩罚执行总局的将军长期顺利地活动着。
“小鬼”阶层的地位略比“体操家”——即被动同性恋者高一点，它的成员包括以前的地段警察和交通警察。
在“红色”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