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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的职员，都是跟他白手起家创业的哥们儿。老板做过打工仔，所以老职员也差不多都是打工仔、打工妹。我最初上班时，同事当中的女职员其实就是打工妹，穿得都还不错，但和白领丽人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我说不清是服饰、气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构成了天渊之别。总之，总体效果土里土气。其中有一个，姓安，老板叫她“小安子”。安小姐喜欢文学，在办公室坐着，有两件事使她与众不同，就是不停地看报纸和写诗。老板来巡视，看到她这样，倒也不大责怪。只是在另外的场合，偶然想起来，会当着众人面数落说：“小安子，写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其鄙视之状，犹如在说典故里的“猴子捞月”。但是，小安子这只执着的猴子，在深圳二十年来进进出出的三千万打工妹中，还真就让她捞到了月亮。她是谁？说出来吓你一跳：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深圳打工妹作家“安子”，安丽娇。深圳开埠二十年的历史中，数二十个名人，就能数到她一个。小安子在若干年后，一本书出名，也算是一个人物吧？可惜，我跟她共事还不到三天。老板自从聘用了我，便开始关心起员工们的“出身”了。三天后，就把公司里所有的打工妹元老都给炒了。
我刚进公司，完全适应不了这种资本化的人事制度。小安子她们显然习惯了屈从于命运，各自默默收拾办公桌物品，准备黯然离去。我实在看不过，挺身而出，找到了老板。我说：“你不能这样，她们没有错儿。”老板嘿嘿地笑了：“是啊，没犯错误。但是她们没有用！今后，我公司一律聘用大学生。”我初来乍到，不知资本家的厉害，还想要抗争一下。老板脸色就有些不好：“这是特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这件事，你不要说了。”我只好默默退下。小安子她们收拾好了东西，就不卑不亢地走了。我当时挺怜悯她们，全然没有料到，她们中的一个，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名与共和国永远共荣耀的大作家。
我要讲的另一位，是老板的一个朋友，那时候常到我们公司来串门。人很谦虚，当过兵，搞过技术，当时也在办一个公司。他的公司远不如我们公司气派，只在居民楼里租了一套房。搞技术的人，做什么都比较朴实，从没见过他西装革履，一年四季都穿那种没个性的浅色夹克，一不留神，还以为是装空调的师傅。这人姓任，没事儿就上我们公司来坐，对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程序、文员素质赞不绝口，经常露出羡慕之色。他老是对我说：“唉呀，主任，你们的人这么训练有素，都是你的功劳吧？”而如今，这位朴实的老任，已是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总裁了。我当时的嗅觉也真是迟钝得可以，跟老任聊了那么多次，全不察觉眼前的这位，将来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否则，我今天说不定能做上他的副统帅。
好了，后悔药就不在这儿继续吃了，接着继续介绍我们的浪漫主义公司。
就在华为的老任带着一帮小年轻在他的民居里鼓捣电话机的时候，我的老板正带着我们尽情享受新生活。我们的公司，可谓全世界绝无仅有。单说名称吧，就让人拍案叫绝，叫做“艺术科技有限公司”。在座的读者，懂科技的可能有千千万万，精通艺术的，也可能车载斗量。但是既懂艺术又通科技的，我有把握说，万里也难挑一个。至于能将两者综合到一起的，那就只有爱因斯坦死而复生了。一般人见到我们公司的名字，立刻就晕菜，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公司的高层职员，对这个名称心领神会，凡与工商、税务、银行人员应酬，见着懂艺术的，就大谈科技；见着懂科技的，就大谈艺术；所向无不披靡。至于公司的经营业务，我今天干脆就解密了吧，其实就是剜窟窿盗洞从银行里弄贷款，北京人叫“扎款”的是也。
第一部分我们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们的老板，来自内蒙边缘一个林区小镇，以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决不可能完成经商方面的启蒙。但这家伙无师自通，走了一条与帮他的老任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这个公司，跟科技沾不了多大的边儿，其实是做玩偶工艺品的。乍一看，像模像样，有工厂，有生产线，有设计师，有工人，有市场部，有总办，有财务部、有前台接待，五脏俱全，非常完备。但只有一条，我们心知肚明——这只五脏俱全的母鸡是下不了蛋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销售市场，一件产品也销不出去。原因比较多，比如，当年富到既有闲心而又买得起工艺品的那个阶层，多是大老粗，靠贩鱼、炒瓜子、走私录像机起家的，艺术指数比较低。而儒商一流的人物，则还在襁褓之中。如老任那样的，正在民居里苦苦奋斗，还顾不上玩物丧志。所以我们的产品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就无意于提高本民族的艺术鉴赏力。搞这么个煞有介事的摊子，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银行，要刀刀都从银行里“扎”出血来。
那时银行信贷科的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单纯到令人感动。我们公司一个礼拜总要接待这么三、四拨，都是上门动员我们贷款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可是在1988年，这种事儿不奇怪。那时候与现在太不同了。那时候的钱不毛，一块人民币能兑差不多两块港币，加上物价也还比较本份，所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好生存。几个银行，你贷三十万，他贷五十万，一凑就凑起了一两百万，正常的话，够公司花两三年的了。我至今慨叹的是：我们的老板，一个初中生，不知《哈佛经济学》为何物，居然能异常准确地把握在中国经商靠什么。他带着我们一群大学以上程度的职员，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把当地所有的银行分行、分理处都“经营”了一遍。路线正确，于是就硕果累累。老板就是这样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一员，靠的是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艺术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就这么打造好下水了。“海上有仙山”，“风正一帆悬”，它离沉没的日子还早呢。老板的经营战略是否正确，我们做职员的无从置喙，反正大家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乐得歌舞升平。在我之后，老板抢购似的招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形成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凭心而论，他对我们是尊重的。但并不意味着老板就很尊重我们的意见，而是相反，我们不过是摆设和执行机器。老板一挥手，我们向前进，而已。
公司里气氛最好的一段时间，是在上午10点钟之前。老板自从成了“先富阶层”以来，早上不到9点半是不起来的。我们那时上班比较早，8点钟雷打不动，迟到要扣款。每天7点55，办公室里还空荡荡的，一到8点，呼啦就坐满了一屋子人，一个也不少。天还不热，阳光正好。一屋子衣冠楚楚的的知识分子，彼此都很客气，学了广东人，互相招呼着，“张生，早晨！（张先生，早上好）”，“母乖。李小姐，早晨！（甭客气。李小姐，早上好）”。诸如此类，俨然香港都市片里的情景。
男职员西装领带，一丝不苟。女职员一天一身职业套裙，永不重样。但是，这么郑重其事地按时就了位，却没事儿干。男的就沏茶、看报纸。公司订了香港的《文汇报》，每天三十多版，够看个昏天黑地的了。女的则恪守妇道，抹桌子、浇花、打开水。完了就看时尚杂志，交流逛街经验。
这是每天的开心两小时。10点钟一到，老板准时“砰”的一声推开隔壁总经理室的门，办公室里全体人员立刻“唰”一下大变脸，个个正襟危坐，满脸都是为公司殚精竭虑的样子。什么时尚杂志、《文汇报》，通通变戏法似的没了。室内鸦雀无声，只听见中央空调呜呜作响。一个专门伺候老板的文员小姐此刻弹簧般地跳起来，跑到隔壁去给老板冲茶。老板象征性地掸掸大班台上的灰，甩下“登喜路”大皮包，一扭脸，威严地隔着大玻璃窗扫一眼这边办公室，然后神闲气定地坐下。
公司的有效工作时间，从这一刻起，才算开始。
每天如此，朝朝暮暮。15年前，我们把多少大好时光就消磨在这架机器里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职员，都非常喜欢这早上的开心两小时，因为心情放松，没有事儿干，即使有事也要推到10点钟以后去干。老板都是直肠型的简单思维，你干了，他没看见，就以为你什么也没干。职员都不是傻瓜，谁不想讨巧？所以，“天塌地陷，也得等10点半”。
开心两小时啊，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在今天我日见苍老之时，仍由衷地怀念蛇口石油大厦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群毕了业就南下的本科生、研究生，新鲜活泼，譬如朝露。各个坐在写字台前，吹牛、侃山、逗闷子，充分展现了人性化。隔着硕大无比的落地玻璃窗，能看到蓝蓝的后海、绿绿的香港郊区。我们身边的产品展示柜上，摆着非洲玩偶、印地安玩偶和日本玩偶。轻纱样的阳光洒进来，满室亮堂堂的。我们这“玩偶之家”，充满了安宁、平和、优雅的气氛。
第一部分穷人暴富，心比蛇毒
下班之后，那才是鸟脱樊笼自由飞，职员们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近下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解冻开始，大家脸上殚精竭虑的表情有所松动。老板在他的房间里，这时也没事儿干了，就背着手溜达到这边大办公室来，开开女职员的玩笑。大伙明白，这就是可以随便了。男职员就赶紧打电话约人，广东话叫做“抠女”，用现在的时髦术语说，就是“找美眉”。如果有人抠到了女，就赶紧擦皮鞋，蹭蹭几下，把皮鞋擦得能照见人。擦完了鞋，再掏出钱包来，数数人民币还剩多少张。女职员们见了，心里又不屑，又有醋意，互相挤眉弄眼地表示嘲笑。6点钟一到，大伙“轰”一声，鸟兽散了。
在大厦一楼食堂里吃罢晚饭，单身汉们便三三两两溜达回宿舍。此时的蛇口，暮色安详，俨若田园，就差没有“羊牛下来”了。
我们那时的宿舍，在“紫竹园”。就听这名儿吧，古香古色的，像不像陶渊明的故居？其实，紫竹园不过是一排高层单身宿舍楼，徒有其表，哪里有什么紫竹。现在这地方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可是当年刚盖好的时候，真还有点儿豪宅的模样。这一带，都是打工者社区。我们宿舍的对面，一栋八层大楼，就住了好几百号打工仔、打工妹。黄昏后，月上楼头，那整个八层大楼就像开了锅。洗衣服的、刷碗的、看电视的、听录音机的、打情骂俏的，各种声音，汇聚成一支宏大的叙事交响曲，直到后半夜，才能消停。
晚上单身职员一般在屋里都呆不住，有去看电影的、有逛老街的、有找老乡吹牛侃山的。跟我住一个屋的周一鸣，比较特别。他轻易不出去，下了班，就猫在屋子里专心干两件事。一是翻录磁带。他嫌买歌曲磁带太费钱，就到小店里去租，听到好的，便翻录在一张空白带上留着听，能省下不少钱。二是整理剪报。白天在办公室，凡经他过手的《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