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琢磨不透。
他的葬礼我没赶上，等我知道了消息，已经晚三春了，这件事上，我觉得我挺差劲儿的。
想着想着，我竟睡过去了。
等我在汽车的颠簸中猛然坐起来，望望窗外，已经是转天早晨了，李全缃又变得精神抖擞了，车子开得很快，却也很稳。你超速了吧？我提示他。他回一下头，问道，醒了伙计？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黎彩英了。他说，怎么这么巧，我也梦见她了，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既聪明又伶俐。
是不是回到北京，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她？我说。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李全缃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俩推算，最多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结束这次旅行了。
你开慢一点儿吧，否则咱俩没等见到黎彩英，就先一命呜呼了，我警告李全缃。
你这个胆小鬼，一辈子都是褪着脖子做人，尽管李全缃嘴上在挖苦我，车速却明显地放慢了许多。由许昌到郑州，早已有了高速公路，原来的那条柏油路，已经不见了踪迹，记忆中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喜欢回顾往事的人应该知道，时隔多年再去访旧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它除了叫你失望，不会再给你别的什么了。我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心里满是苍凉。
41
郑州到了，你们快看！到中原这座中心城市已是黄昏时分。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登二七纪念塔，破电梯往上走的时候，钢筋嘎啦嘎啦响，我真担心突然断了，掉下去。不过，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能纵观整个郑州城，还是有豁然开朗之感，难怪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呢。郑州城的上空烟熏火燎，仿佛笼罩在一片浓雾中，大家俯视着它，默默无语，好像在观看一场黑白电影。我想，要是清晨在这里眺望日出，一定会更有意思些。下来之后，接下来要去哪里，众人意见不合起来，有的说该去洛阳赏牡丹，有的说要去开封寻找古汴梁遗迹，还有的坚持到黄河边上转一转，就回去，持最后这一态度的只有我一个。结果，我的意见被一分为二，到黄河边上转一转的建议被集体采纳了，而回去不回去就没人理睬了，给搁在了一边。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一班人摸索着找到了邙山，站在山腰上，极目眺望，黄河跟我想象得太不一样了，感觉很不真实，不免有些失望。
我想象中的黄河，应该是风在吼，马在叫，河水在咆哮，而眼前的这条河，太驯服了，太老实了，水流缓慢得要命，而且几近干涸，岸边露出很大的一片滩涂。哎呀，黄河怎么这样狭隘呀，我说。杨军说，它要真的发起脾气来，周围几百里就成黄泛区了。话是这么说，那些照相的、画画的都不怎么兴奋，既不照也不画，可能也觉得大失所望吧。有人唱起了《黄河谣》，杨军赶紧捂住他的嘴巴，这个歌不能唱。那人问为什么？杨军说，反动。那人不服，非要问，哪儿反动了？杨军说不上来，只是坚持说不能唱就不能唱。这些人马上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说能唱，一派说不能唱，鸡一嘴鸭一嘴地辩论起来。我嫌吵得慌，就走到一旁，冲着黄河拼命地喊了一嗓子，他们似乎觉得这样表达情感的方式更稳妥，比唱歌省事，也不惹麻烦，就都将两手圈在嘴边，跟公鸡打鸣似的叫起来，惹得其他人都拿白眼球瞅我们，还有人干脆捂住了耳朵，烦我们。
找到接待站，已经是夜色深沉了，好歹垫补垫补肚子，就匆匆召开个讨论会，讨论明天的去向，分歧依然，话不投机，很快就吵了起来，最后，只好举手表决，十七票支持去洛阳赏牡丹，九票反对，六票弃权，而我却没有参与意见，我总归是个外来人。
一个集体就这么轻易地四分五裂了，一部分去洛阳，一部分去开封，如果我想有人跟我就伴一起回北京的话，只有在弃权的六个人当中寻找了。可是，很遗憾，六个人当中竟没（W//RS/HU）有一位愿意回北京的，他们是玩野了。杨军挽留我说，跟我们去开封吧，人多势众，凑一块儿也热闹。我说，我着急，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告诉家里，他们不定多担心呢。杨军说，你要半道上给他们写封信就好了，生气归生气，但起码不着急了。我说，是啊，都怪我考虑不周。临睡之前，我谢谢杨军和杨军的伙伴在危难之中搭救了我，杨军说，谢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他乡遇故知，要是在北京遇见，还兴许会为你踩我一脚，你挤我一下，大打出手呢。我想想也是，什么缘由都没有，莫名其妙地就打一架的事情，不是常有吗？等我们俩困得实在是睁不开眼了，才睡下，这时候，天边早已经露出了淡淡的鱼肚白。
我是被人家揪着耳朵起来的，正在做着的梦，一下子都忘干净了。眼前是一群陌生人，杨军他们早走了。别再睡懒觉了，我们赶路赶得都三天三夜没阖眼了，让让地方吧，来人说。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说他们是锦州的。我说，锦州的也不能不讲理呀，他们跟我瞪起了眼睛，目光犀利得仿佛一把锋利的匕首，不讲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半梦半醒的我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胆子，梗着脖子说，我要教育你把军阀作风改正过来。对方啪地给我了一个嘴巴，我突然间就清醒了，脸色苍白，变得毫无血色，没等我及时作出反应，只见一个人跑过来，攥住对方的手，说了一句，有话说话，凭什么动手打人。跟着又转过身来，拉着我的手，把床让给他们，我们走。我们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才听见锦州人在后边说，有能耐别走，咱们比划比划。我们没有再答理他们，也没停下脚步，一口气跑出接待站。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助我一臂之力的居然是杨军的一个伙伴。我问他，你不是要去洛阳，怎么没走呀？他迟疑了一下说，我突然又不想去了。我问他，你是特意等我一起回家吗？他点点头，我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走出这么远来，所以……我赶紧说，我也是，有人做伴，心里就踏实一点儿。我们随便在路上吃了口东西，就奔车站方向走。走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其实，是因为我昨晚做了个梦，今天才决定回家的。我问他，做个什么梦，说来听听。他说，我梦见我爸我妈从农展馆的房顶上跳下来，跳下来的一霎，还在呼喊着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模糊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难受的时候，秀园总是羞我，我却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刚刚结识的朋友，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终于把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看我一眼，又赶紧将视线收了回去，对不起，他说。我极为勉强地笑了笑，没什么。
郑州火车站比我想象得要拥挤，要嘈杂，我们俩不再聊天了，因为在候车室里不大声喊，根本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突然，我刚刚结识的朋友咬着我的耳朵说，注意，有人跟踪我们。我一愣，谁呀？一颗刚落地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儿。我朋友警告说，别回头，一直往前走。我们快步走到候车室的一个角落，这里的墙壁上满是涂鸦，闪电般地一转身，跟踪我们的人正好和我们撞了个满怀，仔细一瞧，竟是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也许十一，也许十二，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十三岁。你为什么总跟着我们？我的朋友责问她。她说，我看你们俩像好人。我朋友不禁奇怪了，像好人你还穷追不舍？小丫头说，我想求你们帮助我。为了一探究竟，我们俩只好蹲下来听她说。她要我们把她带到邯郸，她奶奶在那，没人带，列车员不让她上车，因为她没钱打票。看她的样子，似乎不是在恶作剧。我的朋友征求我的意见，你看怎么办？我说，带上她吧。谁能拒绝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可怜呢？
她的眼睛就像个眼睫毛是粘上去的洋娃娃。我们俩将她夹在中间，挤过检票口，我们跟兔子似的跳上车，这年头要在火车上找个座，显然是妄想，我们没那样的野心，我们只想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有个立足之地就知足了。安置停当，我的朋友问小丫头，你去奶奶家，父母怎么也不送你？小丫头凄婉地说，他们都死了。明知道我追问下去，会勾起她一肚子的伤心事，可是，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他们是怎么死的？我问。他们喝农药自杀的，她说，之后就嘟噜着脸，不言语了。我的朋友比我还没眼眉，他补充了一句，你父母是不是出身不好？小丫头嗯了一声，他们说我爸解放前开过铺子，算剥削阶级，就天天斗他，押着他游街。看来，小丫头的父母是受辱不过，最终选择了自绝于人民，不过，这个小丫头是无辜的，她现在却成了孤儿……这么一想，我不禁替小丫头忧伤起来，伸手搂住她的肩，我的朋友则将手放在小丫头的头上，亲切地揉了揉她的脑袋——她梳了个可爱的朝天辫。
在车上，我们还得跟乘警和列车员打游击，小丫头天生一张娃娃脸，他们见她，肯定要查她票，她要说是出来串联的，没人信，这么小，串什么联。我和我朋友各盯住一个车厢，乘警从前面来，我们往后边转移，要是乘警打后面过来，我们就去前边躲藏，还没出安阳，我们就折腾出一身汗，衣服都湿了。小丫头似乎很是过意不去，小声说，我给你们添累赘了。我大度地说，哪儿的话。我的朋友也说，就是，跟乘警捉捉迷藏也挺好玩的。小丫头掏出她的小手绢，让我们擦擦脑袋上湿漉漉的头发，我用袄袖子随便一抹，这样更省事。
这么一哄她，她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我猜想，她在家没少因为出身不好而受同学的气，就是夜里，也得不到片刻安宁，调皮的孩子会拿砖头瓦块砸她家的玻璃，吓得她只好钻进铺底下躲起来，碎玻璃碴不小心还会扎破她的手和脚……由于我和我朋友对她的同情，也赢得了她的信任，她总用大大的眼睛很由衷地凝望着我们。我问，到邯郸，你奶奶会来接你吗？她摇摇头说，奶奶不知道我会来。我又问她，你能自己找到奶奶家吗？她说，不能，我上一次来奶奶家才六岁。我跟我朋友沉默了，万一我们把她送到邯郸，她人生地不熟，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即便不被拐走，要让造反派知道她的底细，也不会放过她的。见我们俩神情黯淡，小丫头也咬着自己的指甲，不吭声。我跟我朋友简单商量了一下，车到了邯郸，我和我朋友一起跟小丫头下了车，她说，你们快回去吧，要不车就开了。我说，我们俩送你去奶奶那，把地址给我。小丫头的脸立刻充满了雨后阳光，她把一个信封递给我，上边写着呢，她说。我跟我朋友一人牵着她的一只手，昂首挺胸地走出车站，问了问站员，就按站员指给我们的方向，先乘坐一趟车四站地，再倒车，坐到头儿，然后再倒一趟，假如没有我和我朋友，小丫头绕也绕糊涂了。
42
我喜欢苦思冥想，不管是否有意义，我总无法控制我的大脑，我常常纠缠在我一生中的某一个瞬间，设想着假如我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其结果会怎么样？假如我早生二十年，那时候正值军阀混战，我也许会到北洋队伍里当一个丘八，也许会在英国洋行里做假洋鬼子。假如我晚生二十年呢，赶上改革开放，我则可能到广州高低街去倒腾服装，或者偷渡到日本打黑工，赚点儿钱回来找个门脸房开铺子。可惜，我偏偏生在四十年代末，人家都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在造反；人家都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在耪地；好不容易返城了，端上了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