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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於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之意。○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於艳反。饫，於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於诸例之端，明书於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於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礿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礿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著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脩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脩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著。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