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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责备我说:“你是做记者的,怎样问出这样的问题。除了蒋委员长,谁敢接受戴笠的
请示?”
陆铿并称,他现在已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章孝严。《回忆与忏悔录》接着写道:
一九九○年,章孝严与崔蓉芝在旧金山凯悦酒店谈江南案和解事,我陪蓉芝前往,自始至
终未发一言。临别时,孝严礼貌地表示,今天未闻陆先生的高见。我说:“对你们兄弟,我倒
有一个建议——不要搞什么认祖归宗。因为据军统元老邢森洲先生告诉我,你们两位的母亲就
是蒋老先生下令毒害而死的。”
我想,读了陆铿的上述回忆之后,章亚若的死因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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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仓皇出逃,于1945年8月在沈阳被苏军逮捕,解
往苏联赤塔。这时,他最怕的是落到中国人手里,以为那样必死无疑。他想:
如果落到外国人手里,可能还有一线生望。苏联和英美是盟邦,不妨先在苏
联住下来,然后设法迁往英美作寓公。
主意既定,溥仪便为此努力。据他本人回忆,在苏联五年期间,口头不
算,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永远居留。溥仪的这些上书,他本人没有存
稿,因而不见于其口述历史 《我的前半生》,但是,却被俄罗斯史学家找到
了。有关情况,莫斯科1992年10月出版的《珍闻》杂志作过报道,1997年
12月,台湾《传记文学》发表了该报道的中文译本。据该文可知,1945年
12月末,溥仪上书斯大林云:
我十分满意,承蒙贵国政府之垂顾和不杀之恩,悉心照料,赖以存活于苏联境内,安然无
恙,为此让我再次深表谢意。
不揣冒昧,斗胆提出,请求贵国政府允许我永远留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境
内,这将是我完善自己科学认识的最好机会。我真心愿意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学
习其他的科学……。
由于该文从俄文译出,因此,并非溥仪原文。
关押期间,溥仪曾组织“皇室马列学习小组”,成员除他本人外,还有
他的两个侄儿和弟弟溥杰。每天早晚各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小时。早晨学《联
共党史》,晚上学 《真理之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前半生》得到
部分印证。该书云:“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
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
《联共党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溥仪不仅申请留居苏联,学马列,而且竟要求参加
苏联共产党。据当时给溥仪当翻译的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回忆:“他当
然被拒绝了。”不过,溥仪并不明白他何以被拒绝。
“共产党中连一个皇帝都没有吗?”他向苏联内务部官员提问。
“没有。”苏联内务部官员回答。
“真遗憾。我头一个加入就好了。”
为了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表现其进步,溥仪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
了。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性格都极为丰富多彩,它所衍生的各种情节、细节、
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常常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既有规律可寻,
而又出人意表。就求生、讨好、力图减轻罪责等方面来说,溥仪的行为反映
出某一类人共同的性格,但是,身为战犯而企图加入苏联共产党,这又只能
是久居深宫,不知世事的溥仪的独特行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皇帝竟是这样:
既聪明,又愚笨;既可笑,又可气。
从这里,是否能悟到将历史人物写“活”的某些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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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末日审判记
中华民族富于爱国精神,日寇侵华期间,广大军民英勇抗战,创造了无
数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也有少数败类,印帐碌校ⅰ�
作伥,堕落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伸张国法,惩处奸邪,进
行了长达年余的对汉奸的审判。
天网恢恢
南京伪政权的头号汉奸汪精卫早在1944年11月即病毙日本。1945年8
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即仓促召集会议,宣布
解散,至此,南京伪政权彻底倒台。汉奸们自知末日将到,惶惶不可终日。
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当即服毒自杀。陈公博在观望形势,自感不妙后于8月25
日携带妻子及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7人逃往日
本。其他汉奸或设法改变身分,或奔走权门,或销声匿影,企图逃脱或减免
罪责。
抗战后期,周佛海等少数汉奸发现形势不妙,便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
和重庆国民政府接上关系。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分化和利用敌人,曾经应允
他们戴罪图功。抗战胜利时,由于这一胜利来得很突然,国民政府远在四川,
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因此,国民政府一度采取权宜
之计,委任并责令周佛海等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是,在国民政府的
势力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京沪一带已顺利在握时,国民政府便展开行动,以
各种方式缉拿汉奸,归案法办。古语云:“天网恢恢。”往日仗势为非,不
可一世的汉奸们大部分成了瑟缩待罪的囚徒。
1946年,对汉奸的审判陆续在各地展开。4月3日,伪新民会副会长缪
斌率先受审,8日,被判死刑,5月21日执行,成为第一个受审并伏法的汉
奸。接着,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一一被推上审判台。
陈公博明正典刑
陈公博原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40年追随汪精卫投敌,曾任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1940年5
月,1943年3月两次作为伪国民政府特使访问日本。1944年11月,汪精卫
病死后,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继承汪精卫的头号汉奸。
1946年3月18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提出起诉,罪状共10条:1。
缔结密约,辱国丧权;2。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
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抽集壮丁,为敌服役;6。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
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官吏贪污,政以贿成;
10。收编伪军,祸国殃民。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
陈公博被捕后,即书写《八年来的回忆》,为汪伪政权辩护,声称“南
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接到起诉书后,又精心起草
《答辩书》,声称他本人“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企图减轻罪责。4
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并予没收。”宣判后,
陈妻李励庄不服,以陈公博在1940年就与军统局取得联系为理由,声称“被
告虽降身忍辱于伪组织,而其秘密效忠中央之事实不可淹没”,申请复判。5
月16日,最高法院驳斥了李励庄的要求,核准原判。6月3日,陈公博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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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周佛海幸免一死
周佛海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8年12月随同汪精卫叛逃。历任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长等职。
1946年10月,首都高等法院以“与汪兆铭勾结敌寇、秘密媾和,共同
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扰乱金融,供给敌人金钱物资”等罪名提
出起诉,其律师章士钊等则提出,周曾向中央投诚自首,并曾接受戴笠命令,
设计铲除敌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等,要求减刑,周本人也声称:“被告参加所
谓和平运动,行为容或错误,但是动机确是在救国家”。同年11月7日,首
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判决书称:“(被告)在国家危急之秋,脱离
抗战阵营,私通敌寇”,“只图逞个人政治之野心,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
“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判决后,章士钊等及周妻杨淑慧申请复判。1947
年1月20日,最高法院宣布坚持原判。
同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致函蒋介石,认为周在抗战胜利前一年能依
照第三战区的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署军事,使得“胜利后江浙两省
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不无微功”,希望免其一死。
同年3月,蒋介石致函司法行政部,证实1945年6月,曾命戴笠转告周佛海:
“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
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3月27日,国民政
府明令减刑,改判周佛海无期徒刑。1948年2月,周死于狱中。
褚民谊依法枪决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1932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褚民谊任秘书
长。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褚民谊被推为中央监察
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任伪中央党部秘书长。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后,褚民
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其间,一度出任伪政权驻日大使。1945年7
月,调任伪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保安司令。
被捕后,褚民谊也写过一份题为 《参加和运自述》的自白书,诡称之所
以叛国投敌,目的在保全国家,保障沦陷区人民,动机“单纯简洁,殊不自
以为有罪”。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褚民谊“首奉汪逆
之命”,与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商洽改组伪国民政府,是除汪精卫以外
的“叛国元凶”。同时指责褚在任伪外交部长期间与日寇订立《中日基本条
约》、《中日同盟条约》,发表《中日满宣言》等罪行。褚民谊拒不认罪,
反称:“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
而救国则一。”同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对褚民谊处以极刑。5月,褚
妻陈舜贞声称:褚“深入虎穴”,目的在援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
民,要求复审。29日,最高法院驳回陈舜贞的请求。8月23日褚被枪决。
陈璧君终身监禁
陈璧君是汪精卫的老婆。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12月随汪
精卫自重庆出逃。后任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
员、广东政治指导员。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其有操纵粤政,断绝抗
战物资来源、与汪同恶共济,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