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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维指引下，重新确定“主权”的意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恐怖组织无法被威慑住，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摧毁恐怖威胁。接下来的推理是，由于恐怖分子根本不遵守边界规定，因此美国也不能受边界规定的制约，而那些窝藏、扶植恐怖分子的国家，实际上也丧失了它们的主权，“帝国”将自动获得权力进入那些国家和地区。
为了使这种“重新定义”长期化和制度化，布什特别提到了“这场打击遍及全球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将是一项持久的全球性任务”。请注意，“持久”与“全球性”是两个重要的措词。“持久”意味着，美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并把反恐战争长期进行下去，它不仅垄断了反恐的解释权、罪恶的裁定权、打击的优先权，还拥有了“吹响终场哨声”的裁判权。而“全球性”则意味着，美国出于安全的需要，可以进军全球任何地区开展反恐活动，而任何国家都必须积极配合美军的行动，“世界警察”已不足以描述美国，还应加上“特警部队”的称呼。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的主权将形同虚设，而“政权更迭”也将成为常用的词语。
很显然，“政权更迭”论调的出发点是，美国不能守株待兔，指望国际社会逐渐过渡到民主社会，特别是那些领导人固执己见并歇斯底里地坚决阻止这一进程的国家。“此类政权可能会购买或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利用它们终结我们的历史。”13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被更迭”的政权，也正是从这时起，布什政府将政权更迭作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看上去，似乎是要支持“强加式民主”而不是“过渡式民主”。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从表面上看，如果拥有足够的力量，一个获胜的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任何一种统治形式强加给一个战败的社会。然而，军事政治干预常常会导致战败国在社会上假装而不是在文化上吸收征服者的生活方式。14很快的，美国便在战败的伊拉克遇到了征服者通常遇到的问题，而它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的窘迫表现既表明了布什政府对困难的估计不足，也显示了一些人对历史的无知至少是漠视。在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和涂尔干就曾告诫人们，最有可能被战败国接受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与从前它所熟悉的政治生活方式极其相似的改革方式。
尽管美国只希望先发制人的特权属于自己，但各国似乎并不这样理解，在布什之后，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先发制人的设想，即便并不准备付诸行动，至少也要达到威慑的效果。
在布什发表先发制人的宏论后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告知联合国大会，俄罗斯安全部队准备扩大反恐怖战争的范围，发动先发制人的行动打击车臣好战分子以及藏匿在格鲁吉亚偏僻的潘基西峡谷内、支持车臣好战分子的外国人。2003年10月9日，普京明确表示，如果国际社会“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继续得到运用并加强的话，俄将保留使用“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对此，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动武的三个条件是：①俄罗斯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②俄罗斯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③俄罗斯邻国社会动荡影响到俄罗斯自身的安全。尽管俄方声明不会在核打击上先发制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进行战略调整。
在中东，对布什主义心领神会的沙龙政府，很快也提出了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给予先发制人打击的主张，并且在2004年3月22日和4月17日连续“清除”了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兰提西。更有甚者，据2003年10月11日的德国《明镜》周刊透露，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已经制定了对伊朗6个被怀疑用来准备生产核武器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而在南亚次大陆，印度也曾一度提出并不排除对巴基斯坦的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在东亚，针对朝鲜的所谓核威胁，日本在加速建立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同时，也已提出要推行“先发制人”战略，2003年9月15日，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警告说，如果日本认为朝鲜的导弹威胁迫在眉睫的话，东京将保留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导弹设施的权力。
石破茂的话听起来有些耳熟：“日本若在遭到朝鲜导弹袭击后才还击则为时已晚。如果朝鲜下令其军方用导弹袭击日本，而且这枚导弹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那么日本将认为朝鲜的袭击已经开始，而日本有权袭击即将发射导弹的朝鲜军事设施。如果朝鲜导弹不是用来袭击我们的话，那它还能派什么用场呢？”15石破茂被视为日本“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话可谓“掷地有声”，意味深长。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石破茂发表先发制人言论之后，拉姆斯菲尔德赶赴日本，力推日本与美国联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再次警告日本，“平壤拥有200枚能够打到日本列岛的‘劳动’系列弹道导弹”。而这一切也只是在实现布什在一年前提出的“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需要以超越以往双边关系的方式来扩大并加强军事关系”的主张。
其实，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已经暗示过，除了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举行一对一的军事演习之外，美国还需要在其它地区与其它伙伴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安全组织，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形式用不着像北约那样正式，尤其是不能像北约体制近年来所证明的那样僵硬，但却可能是“让单极世界制度化”的有效保障。
为了在伊拉克战争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毫不隐讳它的地缘政治追求，也即加强同具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军事工业领域的合作、分享情报以及以往联盟中的所有传统手段），遏制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潜在对手，以适应新的形势。而这个所谓的新形势，就是美国主导的左手反恐、右手防扩散的新的世界秩序，谁主动“适应”它，谁就是美国的朋友；谁消极“适应”它，谁就是美国斗而不破的对象；谁不能或不想“适应”它，谁就是美国的对头，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对象，就像萨达姆一样。
第六章：核佑美国布什的“核心事”
位于奥马哈以南的奥弗特空军基地有一个地下装甲掩蔽室，那里设有负责指挥美国核装备的战略指挥部。布什总统在发生“9．11”事件的当天就躲藏在那里……对布什来说，那一段时间是短暂而漫长的。这里有核的保障，也有核的恐惧，有核的美国是足够强大的，但在恐怖袭击面前，美国又是那样脆弱，而此后出现的炭疽恐怖更是使布什意识到更深一层的恐怖，如果恐怖份子不是胁持飞机而是用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袭击纽约和华盛顿——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从这时起，美国的核思维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防扩散也成为了与反恐同样重要的国家安全“使命”。
布什的“核心事”
经过“9·11”的洗礼，包括布什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开始意识到，从常规战争层面上看，没有人是美国的对手，也正是因为无法同美国的常规力量抗衡，结果导致潜在的对手寻求所谓的不对等或曰不对称的战争手段，其中的一个重要“追求”就是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还会加上远距离发射的手段。这使布什政府感到十分担心。
在一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战略和核计划的官员罗伯特·沃波尔指出，有了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远程弹道导弹，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就能做到没有这种导弹就办不成的三件事情：阻止、遏制和伤害美国。这种武器的可怕在于，它不需要很大的数量，只要能够给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伤害；它不需要有很高的精确度，只要能够击中足以震撼美国人的目标；它也不需要安全可靠，因为使用它的人并不在乎人员的伤亡。
沃尔福威茨等人的游说和来自伊拉克等国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布什政府的认识，那就是，在恐怖份子和“邪恶国家”面前，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无须做任何承诺，只要能够保护美国及其盟国、摧毁他们的“邪恶力量”，怎样做都不过分。布什率先提出了新理论。2001年12月，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从理论上说属于机密文件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为达到21世纪目标”而进行新的核试验的假设。报告认为，有必要“为对付诸如地下目标之类的新威胁而开发新的能力”。反恐战争打破了所有的禁忌。美国新世纪计划的负责人加里．施密特反对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看法，他说：“这些新计划不会引起核武器扩散，因为核武器已经在扩散。”
美国开始认真考虑放弃它在1978年做出的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在五角大楼内部，一些人开始提到“核武器可用来打击那些耐受常规武器进攻的目标”，研制常规核武器成了“紧急课题”。美国的核思维开始发生转变：核武器不仅是威慑力量，更是规劝和打击力量，当对手在常规力量失败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将考虑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2年1月9日发表的《核武器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过去偏重核武威慑的思路将逐步改变，军事战略的取向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进，模糊核门槛从而增加战略回应的灵活性及备选方案成为一种选择。过去冷战时期三位一体的核威慑战略将被以核武器、高科技常规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的新三位一体所取代。就这样，随着核门槛的大大降低，用常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设想“新鲜出炉”了。
随着“先发制人”战略正式写进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先发制人的核战略也很快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标志便是2002年12月11日布什政府发表的《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敌对的国家和恐怖分子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ＷＭ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摆在美国面前的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美国必须寻求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便从这一威胁的所有方面加以对抗。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效战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项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有着三根主要支柱：防扩散、不扩散和后果处理，而对这些支柱起整合作用的则是四项相互交叉的、赋予能力的功能，也即：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掷系统与相关技术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研究与开发，以改善应付演变中的威胁的能力；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及针对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的、有的放矢的战略。
为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作斗争而反对扩散是第一根支柱。在美国看来，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