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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顿有位校友后来回忆说，一到假期，学生们对学校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作出的反应，就像上岸度假的水手那样。但富兰克林并不如此。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表明他有越轨行为，甚至连调皮的事也没有。在短暂的假期里，他兴高采烈地重新投入海德公园的生活。夏季，他通常是在坎波贝洛度假，最大的乐趣就是驾着他父亲赠给他的那艘二十一英尺长的帆船“新月”号出游。他那时对女孩子还没有露出有多大兴趣。他充分遵守社交礼节，可是又花费许多时间去躲避一些被他叫做“讨厌鬼”或“庞然大物”的女孩子。
罗斯福在格罗顿的四年学业结束了，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和自信。他从妈妈那儿获得了更多的独立，过去她是经常来学校看他的。他的学业也有所进步，而且当上了宿舍长和九人垒球队干事。有些同学认为他自以为是，好与人争吵，有些同学却很喜欢他；有一位同学记得他有“灰色的眼睛，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但是，有证据表明罗斯福并不认为他在格罗顿一帆风顺。他并未取得高年级级长这个人人想干的职位。对于校长出自“偏爱”而选中了别人，他感到气愤。他在高年级仍然庇护“新来的孩子”，但他自己却是个身材瘦长、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上装着矫形的钢丝套的小伙子。
校长在很多年以后将他的情况概括如下：“他是个文静的、令人满意的学生，智力高于一般同学，在班上有一定地位，但并非出类拔萃。在体育运动方面，由于身体十分瘦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喜欢他。”
格罗顿学校对罗斯福这位未来的政治家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皮博迪十分重视并渴望把他的学生培养成政治领袖。他本人毕业于切尔特南和剑桥大学。他对英国的公学（即私立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成了英国政界领袖的招募站；伊顿公学在１９世纪中叶出过六位首相，而有些内阁会议仿佛是哈罗公学校友的聚会。格罗顿在美国是否能为同一崇高目的服务呢？皮博迪说，“如果格罗顿的某些学生没有进入政界，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那并不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督促。”他对学生是进行了劝勉的。
劝勉——但是在劝勉之外没有做过多少其他的努力。格罗顿确实没有向学生们传授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本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就是善于同各种类型的人物打交道。一位校友说过，格罗顿的毕业生“在和一位不大熟识的人交谈时抬头凝视前方，眼光比对方头顶高出二英寸”。离开格罗顿十年以后，罗斯福仍然把头仰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向下看人。他在格罗顿学到的惟一政治技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辩论术，但是，这种辩论术对于他以后的政治斗争用处不大。
格罗顿教授的课程也不大可能鼓励学生对他们本国的政治产生兴趣。语言课，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的语言，在课程表上占很大的比例。历史则是欧洲史。没有开设任何与美国直接有关的课程。校长和大部分教师都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学生们与其说是接受教育，不如说是接受训练。富兰克林的一位同学说：“我在格罗顿学了六年圣经课。但我从来没有听说雷南和汤姆·佩恩；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充满着最尖锐的矛盾。”从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四年期间所写的几百封信中，丝毫看不出他的智力受到了什么激发。所开的课程都是妨碍智力发展的。
据说，罗斯福对下层社会的关心是在格罗顿形成的。这种说法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皮博迪带有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他为穷困的人们担忧发愁。格罗顿一直为穷苦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富兰克林有时也协助工作。但是，这位校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查尔斯·金斯利的思想有一些相似之处。金斯利到了后来对于改善卫生条件要比对于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更有兴趣。皮博迪校长的人道主义体现于他对公众的清洁卫生和伦理道德的关心，但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富兰克林对穷人的关心主要是给予他们赈济。至于说到一些公众关心的具体问题，罗斯福在辩论中主张扩大海军，反对兼并夏威夷群岛，主张菲律宾实行独立，反对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他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与其说是他自己选定的，也许不如说是别人给他指定的。当时工业主义正在国内兴起，它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至少从某个方面来说，格罗顿对于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政治在皮博迪看来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而格罗顿的游侠骑士们参与其间（也许佩着伊顿式的宽硬衣领），迫不及待地冲向政治舞台，与邪恶势力进行猛烈的斗争。皮博迪对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学们说，必须使政治“变得清明”。但是，他的劝勉的话却忽视了一个热衷于猎取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各种冷酷的问题。这位校长劝勉他们决不要说谎。但他忽略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在政治活动中，为了实现“善良的”目标，说谎是否有时成为必要的手段。这位校长告诫说，决不要和恶劣行为妥协，但他却未说明一个政治家为了完成民众所委托的重任，是否必须和腐败势力合作。对于一位人道主义的政治家来说，皮博迪的目的都是善良的目标。但是，他的笨拙的说教与美国政治的严峻的教训竟全不相干。林肯·斯特芬斯最后得到的教训是：“单凭诚实是不够的”，想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必须要有知识、勇气、毅力、幽默感和领导能力。
肯定地说，皮博迪力图解决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因为，至少两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努力想要解决关于发现和培养政治才能的问题。在希腊，根据脑力与体力同时并重的精神，对年轻人进行考查，看谁具备一个领袖人物的必要条件——常识、智力以及为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若干世纪以来，出版界给欧洲提供了大量的书籍，论说王子应当接受何种教育，统治者应当如何使自己的举止合乎规范，其中以马基雅维里所著《君主论》最负盛誉。英国的公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掌握领导艺术的毕业生。而格罗顿和美国其他的私立学校，正像他们模仿希腊的运动练习和中世纪的修道生活那样，则仿效了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教育方式。但是它们仿效的只是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美国这种独特的民主政体之下是毫无意义的。
罗斯福从格罗顿毕业了四十年以后，在写给皮博迪的信中说，“我认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时期，有幸接受你的教诲，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这位校长成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基督教各种理想的一位独特人物。格罗顿也给罗斯福留下了各种美好的回忆——徒步进城去买苹果汁和苹果，年轻的声音在温和的五月的夜空中回荡，灿烂的阳光穿过教堂的窗户照射进来，以及校长为了使大家理解他的简单的教诲，使劲地把绷紧的手指像劈刺那样向前戳去的姿势。皮博迪和格罗顿学校帮助罗斯福形成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他们对于罗斯福将来成为一位政治家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所获的胜利，没有一次可以归功于格罗顿学校操场上的锻炼。
第一章哈佛大学：黄金海岸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１９００年９月写信回家时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和爸爸：我现在在坎布里奇。十二小时以后我将完成全部注册手续而成为１９０４级的成员。”他的卧室看起来好像“被片状闪电击中”，零乱不堪，起居室内没有窗帘和地毯，床铺看起来“不适合睡觉”——但他却很愉快。他就要成为哈佛人了。
从格罗顿学校进入哈佛大学并不困难。许多老同学和他一起进了哈佛。他立即开始同格罗顿校友同桌吃饭，而不去那些大型的公共餐厅。有时，他在晚间去桑伯恩弹子房，可以会见“格罗顿、圣马克斯、圣保罗和庞弗雷特等校的大多数校友”。和他同寝室的莱恩罗普·布朗就是格罗顿校友。他们在威斯特莫利大院合住一套房间，地点在哈佛的“黄金海岸”，即租赁昂贵的宿舍和高级俱乐部集中的地区。
哈佛和格罗顿不同，它不与世隔绝。查尔斯河对岸就是沐浴在午后的金色阳光下的波士顿。这座号称“宇宙的中心”和“美国的雅典”的城市以拥有新英格兰名门世家、布尔芬奇修建的州议会大厦、自己的雅典娜神庙即著名的私人图书馆而自豪；这个城市在对爱喝啤酒和信佛的杰克·加德纳夫人感到习惯以后，也把她当作自己的骄傲，她捐资修建的那个传奇性的艺术宫是在年轻的罗斯福上大学三年级时开放的。哈佛大学对于波士顿这样一座城市来说是一个有教养的智囊团。大学和波士顿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并不是一贯融洽的。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灯塔山的女侍——他称之为“波士顿的性感女郎”——希望招待哈佛的那些“诱人的青年男子”，并阻碍了要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社会民主主义”的学校的一切努力。
罗斯福立刻和波士顿—坎布里奇的社交圈子挂上了钩。他和波士顿的体面人物相处甚欢。他们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虽然显赫得多，但和他在海德公园熟知的那些家庭非常相似：富有家财，出身高贵，只在这些家族之间联姻。他在哈佛四年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进行一圈社交拜访，一本正经地把名片递给令人生畏的男管家。他写信告诉家里说，“我的大礼服太漂亮了，大家都赞羡不已。”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几乎可以说漂亮的头部——头发中间分开、双眼深陷而且靠得很近、细长的鼻子和下巴、感觉灵敏的双唇——他随时脸带微笑，但不再露出牙齿上的钢丝套，他仪态大方，所有这些优点都成为他的有利条件。
但在运动场上，他的体格却不能使他称心如意。正如在格罗顿一样，他拼命想在一个大的运动项目中出人头地。可是，他的体重仅有一百四十六磅，而且体育技巧并不娴熟。他竭尽全力当上了一年级足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保持了两个星期。经过第一天的练习以后，他当上了一个非正规球队的队长，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他也致力于划船比赛，但在这方面，他至多也不过在校内比赛队里当一名尾桨手。
罗斯福为了弥补在体育运动方面遭受的挫折，便投身于课外活动。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