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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新闻周刊》编辑的布氏，探究了战争叙事的一些固有矛盾，其分析于1984年成书。作为“过来人”，他语带亲昵又不失权威地写道，在被问及战争体验时，士兵多不愿作答，言下之意：“战争太可怕”，而他们颇“厌战”，宁愿把这些事“忘了”。布氏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 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
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其次——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60式机枪，就好像拥有了神话中的“魔剑”或传说中“亚瑟王的神剑”：
只消动一下手指，无须算计，正闪念间，噗！随着一声闷想、一阵痉挛、一道闪光，远处的卡车、房子、人群，立时灰飞烟灭，尘土落处，已无踪影。
战争与竞技颇多类似——布氏深信，体育是已知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两者都在挑战人类体能、心理的极限，并由此带给人莫大的满足（当然，存活是第一要件）。布氏视战争为消遣，并将此中之乐比作小孩玩“牛仔追印第安人”，高呼“砰，砰，去死吧！”时的率真，或大人看战争片中演员“血”溅屏幕、应声倒地，耽于悬念时的紧张。
布氏认为，战争之乐，远甚于此。杀戮可产生精神共鸣，亦合美学上的审悲快感。杀戮“极具美感，实难抵拒”。在今天的战士看来，一挺60式机枪，其做工之精细、内里之高贵，较中世纪武士的雕镂短剑毫不逊色。此中喜好因人而异：同是海军陆战队员，有人钟情凝固汽油弹，不声不响却威力无穷，转眼间就能让整排房子遁于无形，“像是约好似的”；有人（布氏即是一例）垂青白磷，“一引爆则不可收拾，任何目标一旦粘上即为烟雾笼罩，并迸射出彗星状物，其身红透，并拖白羽，煞是好看”。此种经验，有似神明开导，或类爱欲燃烧：堪比杀戮者，只有高度“性”奋和心灵开启。不管怎么说，打仗就是“刺激”。
布洛伊勒斯还注意到，人类的战争感受，还有些许狂欢的成分在，这在本章尤其重要。他以近事为例，作了说明。其时，他的战友射杀了一名北越士兵，把尸体靠在口粮听上，给他戴上墨镜，叼上烟，还费尽周折，把一块“硕大无比、形状俊美”的大粪搁在那人头上。布氏的反应是：
我假愠，亵尸会起到反作用，向非美军所为。但我不是真怒，表面上一副军官面孔，心下却……止不住想笑。而且确是笑了，半是因为欣赏这可憎的并呈：排泄、死亡，还有性；半是因为心头的喜悦：他——管他是谁呢——已经死了，我——独特、惟一的我——还活着。
如此快意于“物质实体原则”，如此执意于颠覆圣仪，两相结合，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4—65。
承认以战争为乐的并非只有布洛伊勒斯一人。战争和现代人的思想已渐不可分，以至颇为暧昧。知道了这一点，许多新兵在谈及“放血”时的欣喜之情或可解。电影脚本、文学，较之日常图景总要新鲜、刺激许多。此类叙事未必能引人效尤，但其刺激处，却也在人脑中辟出专区，可供杀戮之念纷呈；其话语结构亦使暴行得以归理，从而登堂入室。杀斗范型颇能诱惑人，正是因为其虚幻的质料，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
战争文学与电影
远在参战前，男女少壮即已从杀戮文字中获得快感。澳洲少年想象力充沛，划定大片丛林，扫荡了其中的原住民；美国小伙以拳代步，将不驯的印第安人赶离了市郊后院；英国男孩在运动场上虐杀了不少污浊、肮脏的黑人。战争文学、电影和游戏，使人心向杀戮。当然，沉迷武打小说与杀念未必有关。此种小说的痴迷读者不乏少女，她们也崇拜男主人公，但其阅读快感也来自对女主人公爱恨情仇的关切。细读战士的日记、书信、传记，其借助（并改造）文学、影视意象，以吸引非战人士的努力，可谓一目了然。我们读过的战争小说，实在是受众最广的“基础训练”。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2
本书论及的三场战事——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越战——其素材风格多样，既有大众漫画、帝国传奇，也有文学经典，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丁尼生和威廉·莫里斯笔下的浪漫文字，亦不乏1939年以来称雄影坛的战争片。这些作品自成一格，已有许多史家和文学研究者作过分析，其中最精辟者莫过于美国人保罗·法塞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大作，《一次大战与时人记忆》（1975）和《二次大战：理路与表现》（1989）以及杰伊·温特的《感怀之地，哀痛之所》（1995）。在整个20世纪，战争文学一直风行。影院也推波助澜。1942—1945年间，好莱坞故事片有三成取材于战争，大半由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及战争情报办公室协助摄制。肯·琼斯、阿瑟·麦克卢厄，《战时好莱坞：二战中的美国电影业》（南布伦瑞克，1973），页16及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71。至越南战争，美国防部已无力控制战时影像（但仍能控制宣传片的发行，以及在各地独立和非商业频道的播放），电视已经把战争场面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客厅。
战争电影、文学的吸引力不难想见。无论何人、何事，只消以此为背景，即较日常景象增色不少，或更气派、或更壮美。许多史家看重战争废墟中升起的幻灭文学，这不难理解；即是爱国主义题材和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刻画，亦从未失宠。除经典作家如威尔弗雷德·欧文、齐格弗里德·萨松和埃德蒙·布伦登以外，战争作品依旧充斥着“雅言”和陈词（如战火洗礼、青壮改颜、武士英勇之类）。论述至当者仍是泰德·伯加奇，‘文字当道’：一战的语言、诗歌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当代史学杂志》，58期（1986年9月号），页643—668。电影也是一样。宣扬爱国主义的文艺片，比如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1968），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虚构故事、典型人物，惟其夸张而更易辨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挖掘了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了以残酷为乐的深层原因。片中，无往不胜的基尔戈上校抽空拍着属于自己的约翰·韦恩式的片子，海军陆战队员出入枪林弹雨，在危机四伏的海滩上享受着惬意的烧烤，瓦格纳乘着战斗直升机呼啸而过：这些在观众看来非常过瘾。随着“二流电影”走红，英雄史诗片更趋极端。西里奥·H。圣地亚哥在其《打入敌后》（1987）中，指望观众将主人公视为超人，凭一支机枪就能撂倒数百敌兵，白天潜入敌营。他们无需休整，英勇无敌，成天就是不知疲倦地杀，杀，杀。
并非所有作品都炫耀武功，美化战争。凡战，总有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反对穷兵黩武，战时、战后皆然。最显著者即一战文学和表现越战的影视、文学作品。这些虚构的叙事，不再为杀戮“开释”，其主旨多是个人理想的幻灭，以及面对技术驱动的军国大国时的不足道。电影《猎鹿人》（1978）的导演麦克尔·西米诺曾说，“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必是“反战的”。引自泰里·克里斯登森，《胶片里的政治——美国政治影片纵览：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野战排”》（纽约，1987），页152。正如反战示威常背离初衷，变成“胡、胡、胡志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为战争鼓劲一样，反战电影不过是换个战场，很快就又给战争贴金。越战时的菲利普·卡普托是个好例子。训练时，他就提到课堂实在麻痹人：“当时以为战争很浪漫，可以拼刺刀，还可以死里逃生”。为什么呢？“我想像《瓜达卡纳岛纪事》、《见鬼，给我撤！》等电影里那样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4。这些电影虽然把战争场面写得很丑陋，而且排斥英雄主义，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实表现战争，未必就是宣扬反战或和平主义。详细讨论，可见南希·安尼斯菲尔德，“天启之后：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中的叙事”，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275—277及唐·林纳尔多，《刀笔写越战》（杰克逊，1994），页176。观众、读者爱看的恰恰是恐怖场面：杀戮加羞辱，那才叫带劲儿呢，哪还管得了反战的那套说教？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叙事者也承认：“多数美国人会拿大把辛苦钱去看精心处理过、吸引力很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没有人例外。”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4。
反战文艺作品还有一不明朗处：杀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细刻画，但敌军是由个体组成，每个人虽罪大恶极却也能获得观众的理解甚至同情。于是，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战士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点上，“战士”本身反倒没人顾及了。比如，罗兰·艾梅里希在《万能士兵》（1992）中反复渲染的暴力场面，不过使人区别了中士斯科特（收罗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愿射杀平民）而已。论行伍，两人都是好兵：这不结了？同样，约翰·厄文的影片《汉堡山》（1987）开场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镜头，不过用来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弹被表现得极富美感，留在国内的男人、反战者反倒成了敌人。兼具越战老兵、作家和反战者的提姆·奥布赖恩总结了这样刻画战争的危险。他请读者注意，在他看来，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3
越南不是幻梦，也不是荒诞。而是一场冷血、蓄意的战争。大部分越战电影都把它当作略带黑色幽默、有如《现代启示录》般的荒诞剧来处理：整个世界都疯了；疯子甲马丁·希恩［1940—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尉——译注］四处追杀疯子乙马龙·白兰度［1924—2004，美国演员，在片中饰一上校。1954年、1972年两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罗伯特·杜瓦尔［1931—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校。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是个只会冲浪的傻子。人人都觉得“只要黑白颠倒，大家就都没有罪了”；“这真是场荒唐的战争，与它比起来我们还算清醒”。这可不太妙。提姆·奥布赖恩，受访于艾里克·施罗德，“与提姆·奥布赖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