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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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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受了重伤,但贝纳维德兹不愿就此罢休。他和医生斗(他们说他再也不能站起来),和军方斗(他们想解雇他),和病痛斗(这是最难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着又获准加入了美国特种部队。就像他争辩的那样,自己是个“战士,做不了文书”。经过一段高强度的训练,他又回到了越南,参与绝密行动,并试图从北越军队获取情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西格玛计划”。    
    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日,当时他自告奋勇去救助执行机密任务时被困柬埔寨、后被北越部队包围的战友。在救援过程中,贝纳维德兹身中五弹,弹片分散在身体的六个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后一个同伴时,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枪托击中脑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迟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时候,他用特种部队的小刀返手将那人刺死。虽然身上有伤,他救起了幸存的美国兵,并把战友的尸体抬了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很镇静,想到要销毁秘密文件和电子设备,然后才登上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因为伤势太重,急救人员都以为他已死,把他裹进了运尸袋。一位负责人低身给他拉拉链时,贝纳维德兹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着医生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牺牲,且如此英勇,贝纳维德兹被授予了两枚紫心勋章和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后者是美军士兵的次高荣誉。1976年,贝纳维德兹退役,领取全额伤残补贴。五年后,当着他全家43口的面,里根总统把象征美军最高荣誉的奖章——美国荣誉勋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没有到底结束。三年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他接受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的检查,以判断他是否夸大了伤情,这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伤残查证属实,他却公开抗议,说自己为此蒙羞,引发了全美的愤慨。各地老兵请他出头。他回忆说:    
    大多数信是写给我本人的,开头就叫罗伊。他们多把我称作英雄,虽没有直说,却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帮他们的人。很多人都诉说了他们的绝望:对美国荣誉勋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这等事,更何况普通退伍士兵呢?    
    虽不太愿意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三军统帅,最后他还是站到了战友一边,开始为退伍军人的权利奔走。一边写自传,一边为位于得州休斯顿的一家“生命保障”组织工作。“我周游全国,到各地与人交谈,”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自由总要付出代价。很多时候这个代价要用血肉来换取。”与和平示威者不同,他总是自豪地把奖牌戴在胸前,以纪念为国征战的“无名英雄”们。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3

    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比如矿工,就被认为擅长“肉搏”。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126。另见查尔斯查尔斯·麦凯罗上尉,“日记书信集”,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相反,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的阵前嘉勇,美术家、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新闻简报摘自《早间顾问报》,1936年7月4日,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语、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卡斯坦,“‘职业’和‘公民’军官: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收查尔斯·莫斯考斯(编),《舆论与军方》(贝弗利山,1971),页55。还有一些观点前后不一致。比如有人认为,农村来的兵打仗更勇猛,因为他们能吃苦,而且熟悉林中生活,如辨路、打猎等。应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连队,并分派难度大的巡逻任务,这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麦锡森中校1943年发表的观点。(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马瑟森中校,“丛林战笔记”,1943年2月28日,页1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亨利·德齐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21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城里人才是当兵的料,因为他们“不太会因现代战争的嘈杂而心绪不宁”。陆军雷考克上校,“中东的突击队训练”,1942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有时也有这样的论调,说最好的士兵是那种刻板、顽强型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5—66及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5。而力气、机敏、胆量、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过选择性交配和“对症下药”来提升的。诺里斯·霍尔,“科学与战争”,收霍尔、小泽卡赖亚·查菲、曼利·哈得孙(编),《下一场战争》(剑桥,1925),页26。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英雄在世,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追求真理的勇气。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坚强半是遗传,半靠训练,我看……还是遗传更重要些”。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后收其《好兵》(伦敦,1948),页43。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    
    我注意到来信里说别人想你一定做梦都想着与敌人搏斗云云。我也注意到了同样情形。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活儿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的胆子跟虱子一般大,有的跟兔子的有一拼,有的根本就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弗斯布鲁克及格罗夫纳·克拉克,“书信集”,弗斯布鲁克·克拉克信件,1917年6月12日,利德尔收藏。    
    或者就看弗兰克·马卡姆的母亲1917年时是如何训示她在前线胆小如鼠的儿子的:“至于说你是懦夫,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凭什么偏你没那点血性呢,听我说,孩子,别以为我在责怪你,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锡德尼·马卡姆爵士,“书信文件集”,母亲来信,1917年3月1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但部队需要的是更精确的指向标。毕竟,靠父母、兄弟、女友是不可能客观评价其所爱的人的“胆量”的;另外由于兵力方面的限制,把城乡士兵分开来对待也不现实。只招募少年犯肯定不够数(是否红发姑且不论),结了婚的也得招。军官们希望有对“战斗力的科学量度”,要快,要准,还要便宜。一战时,战斗力的高下似乎写在士兵身上。用卫生干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胆量之间是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只要不是懦夫,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灵魂和身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64—65。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4

    所以在1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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