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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8月21日；政府终于不能忍受老百姓的别出心裁；于是发布公告；把诞生刚刚九天的“个性化车牌”给终止了。当时说是“暂停”；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要过去了；却没人再提。可见个性这东西就像那神话中宝瓶里的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容易；想要把它再塞回去；可就难了。这不是说政府不应做出这种尝试；不是这样的。这只表明；如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和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合拍。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二十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惟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尾声 后继者后继者（1）
后继者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
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北京阳光灿烂；天气寒冷；刮着北风。夜间气温已经降低到零下；可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从南方移过来的棕榈树依然生机盎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罕见的绿色。从早上8点钟开始；二千一百三十四名代表陆续登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高高的台阶；报纸上说他们代表六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名中共党员。此外还有一千三百七十一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比以往历次党代会都要多。让中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来自上级的通知；要求他们在自己的新闻中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称为“同志”；而不要再提职务。但是“同志”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些生疏；不要说那些对“同志时代”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了；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不习惯了。让境外记者不能习惯的是另外一个通知：采访会议代表必须先向新闻中心提交申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寻找机会自行其是。一个女记者看到一些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代表在广场上照相；就觉得有机可乘；径直走向一个穿着彩裙的女代表；操着汉语说她很想问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哪个民族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却又不敢造次；憋了半天只好赞叹：“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谨慎；坐失良机。因为她看到一大群港台记者正在把代表分割包围；问这问那。大多数记者心里关心的问题并不复杂；却牵涉几个月以来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党在理论方面的演变和中南海的后继者。国内记者是不能随便这样提问的；但是那些境外记者以为自己言论自由；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不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吗”这类问题。有几分钟他们围住了郭凤莲；知道这位“文革”时红遍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经信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觉得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有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混在其中；竖耳倾听；就听见郭的浓重的大寨口音响起来：“这要看他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有剥削人民的资本家；也有为社会谋利益、给社会增加财富的资本家。”又听见一个中国记者打断了她的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肯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了！”接着是一阵笑声。这外国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上；看到中国人如此放胆说笑；不禁惊道：“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
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十三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十三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十三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十三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授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十三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十三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九十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
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八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做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人中；有四分之三是三十五岁以下；有五分之四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五十年代曾经占百分之九十；后来占百分之七十；如今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一百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三十年里三十八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和丰富；而不能支配人